自2001年始,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行七次。本屆政府以“放管服”為邏輯主線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目標明確、策略清晰、效果顯著。與之前多輪次改革相比, 較為突出的特點在于:徹底而積極的改革理念、多樣化政策工具的使用、頻繁的制度體制創新、行政生態環境的全方位營造等。恰逢其時, 2012年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此輪改革攻堅克難提供強大技術支撐和全新解決方案, 但是目前的理論研究多集中于大數據時代對政府治理范式產生的影響等較為宏觀的探討, 對于大數據技術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具體結合問題鮮有關注。發揮大數據技術實質性作用還有待理論上厘清如下問題: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可能和限度是什么?如何將大數據技術與行政審批的具體過程相結合?大數據技術應用至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過程中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本文力圖通過理論與案例的分析進行可能的回應。
一、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可能
大數據概念的出現主要是針對之前的小數據。麥肯錫公司給出的經典定義認為, 大數據是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數據庫軟件的采集、存儲、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數據集” 。其定義并沒有給出一個精準的數量級衡量標準。大數據的兩個重要特征是, 數據規模的不斷增長, 以及無法依靠傳統的數據庫技術進行管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領域都可以和必須使用大數據技術, 在行政審批制度領域是否需要和適宜使用大數據技術也有不同的觀點, 本文認為行政審批制度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縱向歷時數據和橫向分類數據, 使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可能。
行政許可權是政府調配資源、干預市場、管理社會的核心權力, 由于近些年行政相對人手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終端、手機App的運用, 在審批過程中產生了大量數據。從縱向的時間軸觀察, 政務服務中心互聯網平臺建設二十余年來, 積累了大量的辦事數據。例如, 天津市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官網顯示, 自2004年成立至今, 已經累計接件數量為2840410件, 累計辦結數量為2796997件。四川省宜賓市僅2017年7月, 市、縣 (區) 兩級政務服務中心共受理政務服務事項138174件 。從橫向的事項分類看, 審批大數據資源具有如下特點:第一, 主體廣泛。涉及中央、省、市、縣、鄉政府, 公民, 企業和社會組織。第二, 內容豐富。涉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活動的全生命周期。 (見表1) 第三, 領域復雜。無論是商事登記、稅務辦理、農藥化肥生產, 還是土地登記、礦產資源開采、遠洋魚類捕撈, 都要通過登記、備案、批復、證明、核準、注冊等程序進行審批。第四, 門類劃分較為清晰。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 經依法審查, 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 。行政機關的部門依據三定方案劃分, 職責依法, 形成的數據分門別類, 使用方便, 不同于企業搜集的較為零散的客戶信息數據, 有利于大數據技術的挖掘和分析。
表1 上海市行政審批事項分類表
二、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限度
大數據技術運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對于推動改革攻堅克難正在且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將改革所有矛盾的化解都寄期望于技術, 顯然是不理性的。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面臨的如下問題是僅依靠技術難以突破的:
第一, 人的素質應匹配大數據技術。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的人, 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辦事的自然人和法人;一類是政府接件辦件人員, 包括公務員和政府雇員。大數據存儲技術的運用源于海量數據的錄入, 目前的行政相對人在自助服務終端和手機App軟件的使用習慣上, 各地區差異較大, 大城市比小城市的普及率高, 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好于欠發達地區。截至2016年12月, 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超過2億 ;2015年, 全國有72個城市入駐微信城市服務, 47個城市入駐支付寶城市服務 。從數據分析, 相較于我國7.51億人的網民規模 , 行政相對人使用政務服務的比率還是處于中低水平。從調研情況看, 更多的群眾和企業人員基于方便和慎重的考慮, 習慣于和工作人員面對面地交流和辦理。在大數據的查詢與分析技術方面, 政務服務中心和行政審批局的改革過程雖有區別, 但是基本思路都是將行政許可事項集中、行政許可權力集中、行政許可人員集中, 以提高行政審批的辦事效率, 節約行政成本, 利于監督, 方便群眾辦事, 同時行政編制不僅不增加, 而且還在減少, 窗口辦件的人員要求一人多能或一人高能, 可以同時審批若干部門的事項或是高效審批本部門的事項。因此, 為了保證審批制度改革的正常推進, 政務中心和行政審批局都會通過政府雇員或勞務派遣的方式招聘臨時員工, 但是這些員工待遇低, 培訓跟不上, 流動較快, 應付正常的審批工作都有難度, 如果再要求他們對各種錄入數據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難度就更大了。
第二, 政務服務平臺建設應匹配大數據技術。平臺建設包括兩個:一是網上平臺。截至2017年8月底, 已有29個省 (區、市) 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成一體化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 其中16個平臺實現了省、市、縣三級全覆蓋。平臺功能方面,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東、廣東、海南等地區平臺搜索、注冊、咨詢等功能有效可用的比例在80%以上;服務事項方面, 江蘇、浙江、山東、廣東、貴州、寧夏等地區平臺80%以上的服務事項規范性、實用性、準確性較好 。抽查發現, 有26%的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和政府門戶網站“兩張皮”:存在不能提供統一服務入口, 同一事項內容不同、標準各異的問題。還有部分平臺與部門辦事系統身份認證不統一, 系統之間數據不共享, 導致企業、群眾辦事需要在多個平臺、系統間重復注冊登錄。此外, 平臺咨詢投訴回復不及時的情況比較突出, 對用戶咨詢問題超過5個工作日未作答復的占38%。在平臺搜索功能上, 有22%平臺此功能不可用, 市、縣級平臺尤為突出。二是實體大廳。實體大廳因網上平臺的建設而受到政府部門與公眾的質疑, 認為有網上的大廳, 實體大廳就應該取消, 這樣更節省行政成本, 減少重復建設。事實上, 網上平臺的有序健康運行, 依賴于實體平臺的規范和完善。國務院“互聯網+政務服務”會議指出, “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 要筑牢實體大廳這個基礎?；ヂ摼W平臺是辦事服務的入口, 實體大廳是能辦通辦的基礎, ‘展現在線上、功夫在線下’?！比魏渭夹g都需要依托平臺維護, 政務服務中心是網上辦事大廳必不可少的后臺支撐, 需要為大數據技術的運用進行政策的調整、宣傳和具體的執行。
三、大數據技術驅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創新
行政審批制度是指有行政審批權的行政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對行政相對人依法提出的申請進行審查, 決定授予其進行某一活動的資格和權利, 并對其進行后續監管所形成的制度 。將大數據技術應用于審批制度改革的優勢非常明顯。 (見表2) 基于理論定義和實踐操作, 本文將大數據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的應用, 分解為申請———審批 (受理、審查、決定) ———監管三個環節。在申請環節, 大數據可以實現統一電子化以及個性化推送;在審批環節, 大數據可以實現流程再造和有效監督;在監管環節, 大數據可以實現全方位監管以及審批與監管的無縫銜接。
表2 大數據技術應用于審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分析
1. 大數據技術在申請環節的應用
(1) 大數據技術實現申請環節的統一數據化。行政審批申請一般包括網上申請、手機App申請、自助服務終端申請以及現場申請四種渠道。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不僅可以將前三種渠道的申請進行整合, 同時可以將窗口現場申報資料統一進行電子化掃描上傳, 從而在申請環節就保證了行政審批全流程的數據化?；ヂ摼W、手機App以及自助服務終端的平臺整合建設要堅持頂層設計導向, 建設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的行政審批申請平臺, 實現各省、各部門的數據共享, 消除政府部門長期存在的“信息孤島”現象。將審批事項按行業、區劃、主題、部門、證照等進行多角度分類, 同時公開每一項審批需要的辦理材料以及辦理流程, 公民登陸平臺能第一時間完成事項申請。此外, 平臺應建設基于大數據技術的智能服務系統, 回應公民在審批申請中遇到的問題。統一數據化申請, 一方面便利了公民辦理業務需求, 為公民提供了多種不同的申請渠道, 改變了公民在各個部門來回跑的局面。公民業務申請的所有電子化材料都會以數據的形式同步儲存到數據倉庫之中, 數據倉庫通過識別身份證號, 給每一個辦事公民建立一個專有的數據集, 公民每一次辦事需要的材料將自動從數據倉庫中獲取, 并將新的材料信息進行儲存, 這樣就從根本上杜絕了重復提交資料和“證明我媽是我媽”等“奇葩證明”問題的發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審批部門的辦事效率, 尤其對于并聯審批等涉及多部門的審批事項, 電子化材料的流轉會大大降低部門之間的協調成本。
(2) 大數據技術實現行政審批的個性化推送。大數據最為人所熟悉的應用, 便是通過對顧客瀏覽記錄以及購物訂單的數據挖掘, 得出顧客的購物偏好, 從而對顧客進行個性化推送, 現有的大型購物網站, 如亞馬遜、淘寶等熟練地運用大數據挖掘技術, 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同理, 審批部門也可以通過大數據挖掘技術, 對審批平臺用戶的行為習慣進行相關性分析, 智能推送用戶需要的信息, 變被動受理為主動服務, 實現個性化服務定制。個性化推送包括一次性推送和長期推送。一次性推送是依據行政相對人的辦件需要, 推送辦理相關證件的經驗, 提供備選方案并給出最適合的選擇推薦。長期推送是通過對自然人和法人的基本信息和辦事足跡的數據挖掘, 精準推送相關業務資訊, 與企業經營范圍相匹配的經營許可和行業準入許可信息、政府監管方式方法的制度變動、各部門的優惠政策等內容。
2. 大數據技術在審批環節的應用
(1) 大數據技術實現審批環節的流程再造。從行政審批流程再造來看, IT時代“互聯網+”使大部分地方政府實現了申請環節的網上申請, 讓公民少跑路, 但是審批環節中的受理、審查、決定, 仍然需要政府審批人員線下輔助進行。從IT時代到DT時代, 具有5V特征的大數據正成為人類的第二語言, 數據將會真正實現審批環節的流程再造。在受理階段, 實現清單對照到數據核對。傳統的政府審批在收到公民申請材料以后, 需要人工對照審批清單逐一檢驗, 既影響效率又增加人力成本。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可以為每一項審批業務建立專門的標準數據集, 然后將申請人的數據材料直接與標準數據集進行對照, 如果材料齊全, 直接進入審查階段;反之, 則進行異常報警, 推送給申請人補齊材料。在審查環節, 實現特殊環節由專家審查到數據決策。審查階段的特殊環節, 如檢驗、檢測、檢疫等, 需要中介專家介入進行專業判斷, 但此環節存在“紅頂中介”以及亂收費、周期過長等現象, 長期消解我國行政審批改革紅利, 也是我國行政審批改革的頑疾所在。大數據作出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 人類從依靠自身判斷做決定到依靠數據做決定的轉變, 行業專家和技術專家的光芒都會因為統計專家和數據分析家的出現而變暗, 因為后者不受舊觀念的影響, 能夠聆聽數據發出的聲音 。NBA市場選拔新球員, 從傳統的通過球探主觀判斷到對球員的大數據分析, 政府審批部門同樣可以利用大數據決策, 弱化對中介組織和行業專家的需求, 通過大數據技術應用超越制度改革限度, 從而根本上解決行政審批中介服務的問題。以地震安全性審查為例, 傳統評價方式需要專家現場詳細研究, 了解地震波傳播途徑, 得到工程所在地區的地震動衰減規律;大數據時代下, 政府可以通過廣泛實時收集現場傳感設備數據, 并對數據進行篩選、清洗、合并和分類處理, 提取出關鍵數據, 對數據進行深度的分析挖掘, 從而確定與工程抗震設防要求相應的地震動參數, 以及場址的地震地質災害預測結果。在決定環節, 大數據實現“許可證”的自由流動?！白C”無非是信息的載體, “辦證”無非是信息的流動, 特別是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流動 。大數據技術應用可以逐步取消紙質許可證的頒發, 建立公民“證照庫”, 在公民需要辦理其他許可證時, “證照庫”會通過跨部門數據流動, 相互查對, 從而避免公民重復提交證件。
(2) 大數據技術打造審批環節的“數據鐵籠”。審批部門一直是腐敗的重災區, 有效監督審批權具有重要意義。貴陽市依托貴州省大數據發展先行的優勢, 2015年首次提出“數據鐵籠”的概念, 即通過大數據技術完整記錄權力運行的全過程, 并通過云平臺的數據匯集和應用功能, 編織制約權力的籠子?！皵祿F籠”實現審批權力監督到個人。政府審批人員通過開啟執法記錄儀, 移動考勤系統實時記錄行動軌跡, 每完成一個業務動作, 數據都會同步上傳到審批人員專有的誠信檔案。信息系統通過IP綁定、身份識別、唯一數字證書認定等技術手段, 使審批人員的每項行動都變得可查、可控、可追溯, 權力運行過程被全天候、多維度監督。通過權力監督到個人, 可以有效防止“集體性腐敗”, 增強個人行使權力的責任意識。此外, “數據鐵籠”實現審批權力的科學監督。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可以有效避免人為監督的影響, 實現“制度+技術”的深度融合, 利用數據對審批權進行約束和規范。通過制定統一的數據技術標準, 優化、細化、固化審批權運行流程和辦理環節, 實現審批權運行的全程電子化, 及時發現和捕捉審批權運行過程中的異常, 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 保證權力規范、透明的運行。
3.大數據技術在監管環節的應用
(1) 大數據技術實現審批事項全方位監管。“重審批, 輕監管”是傳統政府行政審批的一大弊病, 究其原因, 除了政府權力的本位意識, 還有操作上的復雜性。傳統“人盯人式”的監管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因此要想實現從審批向監管轉移, 除了理念上的創新, 還需要技術上的進步。大數據對審批事項的監管, 主要是通過建立大數據模型、在海量的數據中發現異常、計算機程序自動報警, 實現“人力監管”到“數據監管”的根本變革。在將大數據引入監管領域, 實務界根據本地區發展的需要已經進行了開創性嘗試。上海市浦東、長寧等區市場監管局通過與大眾點評等團購網站合作, 根據對網站用戶的評論分析, 制定了“餐飲企業食品安全負面評論關鍵詞搜索清單”, 如“臟亂差”“過期食品”等, 監管部門定期對網站數據進行關鍵詞檢索, 根據檢索信息進行實地排查, 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市場監管的精準性。山東省臨沂市環保局通過打造環境智能監控網絡, 對全市廢水廢氣污染源企業進行在線監測監控, 全面掌握企業廢水廢氣排放情況, 同時建立環境數據資源中心, 通過數據分析和智能報警及時發現排污超標企業, 從而實現全方位、精準性監管。
(2) 大數據技術實現審批與監管的無縫銜接。“相對集中許可權”改革之后, 審批與監管便出現了職能分離, 強化審批部門與監管部門的協調對接便成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作為貴州省“相對集中許可權”改革試點, 2015年8月成立的貴安新區行政審批局通過三次集中劃入, 已集中行使255項行政許可權, 包括發改、經信、商務、交通、住建等方面的行政許可事項, 集中度達95%。為了解決行政審批局事項審批和監管部門事項監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貴安新區行政審批局依托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的先行優勢, 精心籌建了審批服務云平臺, 應用大數據技術建設“審管分離”信息系統, 讓“數據多跑路”, 實現審管無縫銜接。行政審批局在完成審批行為之后, 事項辦理的申請資料、審批結果、現場踏勘圖片、專家評審意見等審批過程性資料自動推送給監管部門, 監管部門即時獲取有關許可事項的審批信息, 依法開展事中事后監管工作, 并將執法人員、執法時間、經營狀況、存在問題及處理結果等監管執法信息在規定時間內公示以接受監督, 同時與行政審批局就完善和提升相關審批工作形成了良性互動。實際上, 大數據的應用還有利于行政審批局與監管部門的責任認定?！皩徆芊蛛x”改革, 直接帶來的就是審管的責任界定問題, 由于審批與監管之間混淆不清, 很容易出現相互推諉、互相指責現象, 大數據技術通過分別建立審批云和監管云, 將審批與監管行為產生的數據進行全過程記錄, 做到“讓數據說話”, 從而解決責任界定不清的難題。
四、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
1. 推進大數據縱橫貫通的全系統審批平臺建設
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行政管理體制造成我國審批部門長期存在“數據孤島”現象, 審批數據呈現獨占性、封閉性。而散存在各級政府以及各個部門之間的數據不能進行交換和共享, 無法通過大數據挖掘分析技術, 發揮審批數據的規模性價值。因此, 將大數據技術應用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 首先要打造大數據橫縱貫通的全系統審批平臺。具體來說, 在橫向上, 各級政府要大力整合各部門審批數據資源, 實現審批數據的集中管理, 建設各級橫向審批系統, 便利審批數據在各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在縱向上, 中央政府加強頂層設計, 建設國家級-省級-地市級的縱向審批系統, 從而實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審批數據的交換、共享。通過橫縱系統的建立, 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大數據審批平臺。平臺的前期搭建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后期還需要持續的運營成本和維修成本, 因此政府部門需要加大大數據審批的資金投入, 同時制定好審批業務和大數據技術融合的建設方案, 杜絕形象工程, 浪費政府資源。
2. 加強大數據人才的引進與培訓制度
當前我國政府審批部門應用大數據還處于初級階段, 相關理念已經提出, 但應用實踐還鮮有案例。除了條塊分割體制的改革阻力, 很大一部分源于缺乏審批部門技術人員, 造成“空有想法, 難以落地”的局面。雖然已經有審批部門通過與第三方合作, 采用合同外包的形式, 利用大數據公司的專業化技術實現了大數據平臺的構建。但是, 外來技術人員不能長期留在審批部門, 對于部門審批業務缺乏了解, 增加公司技術人員與政府業務人員的溝通成本, 很難實現“技術+業務”的完美融合?；诖? 我國政府部門應該設置專門的大數據技術崗位, 在層級比較高或者規模比較大的審批部門成立專門的大數據技術團隊, 并給予相應的物質支持。近年來, 以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為代表的35所高校已經開設大數據專業, 這就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專門的大數據人才。政府審批部門要抓住機遇, 可以與高校簽訂大數據審批專業的定向培養計劃, 有針對性地培養掌握審批業務和大數據技術的復合型人才, 或者在每年的公務員招考中有側重地招收大數據專業學生, 以充實政府審批部門大數據團隊, 推進大數據在行政審批中的應用。同時, 可以將審批部門主管人員送到高校進行再深造, 通過對大數據專業的學習, 進一步了解大數據, 加深對大數據推動當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重大意義的認識, 從而成為推動大數據應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積極力量。
3. 完善審批數據的安全和隱私保護制度
審批數據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方面審批數據與國家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通過對建設用地審批數據的分析可以預測房價走勢, 通過對開辦企業數量的審批數據分析可以了解市場活躍度;另一方面審批數據不僅包含著公民所有的個人信息, 而且也反映著公民的經濟活動情況。因此對于部分審批數據應該給予公開, 接受大眾的監督, 但是對于不能公開數據的獲取、儲存、使用方面就會涉及兩個問題:第一, 數據安全問題;第二, 數據隱私問題。數據安全有兩層含義, 首先是要保證用戶的數據不損害、不丟失, 其次是要保證數據不會被偷走或者盜用。在云計算快速發展的今天, 保證數據儲存的完整性、長期性已經不再是問題, 相反越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計算機系統存在的風險就會越大, 數據丟失造成的危害就會越不可估量。我們可以利用大數據本身的特點, 來保護大數據的信息安全, 通常一項審批事項的業務流程是固定的, 可能會是從A點到B點, 再到C點、D點……假如入侵者攻擊進入政府審批系統, 由于他對審批事項的業務流程并不了解, 他的操作可能直接從A點繞到C點, 然后跳到E點, 因此可以通過大數據發現并制止異常的操作。此外, 當數據量足夠大時, 被授權操作人員的使用習慣也可以學習, 那么不符合這些習慣的操作就可能來自非法的入侵者, 這些操作就會被禁止。數據隱私主要是防止政府審批部門工作人員, 尤其是大數據技術人員出于某種訴求將保密的數據進行曝光。由于各個行業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私營部門在大數據應用中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所以相關的探討對于大數據在行政審批中的應用具有一定的價值。首先, 在制度層面, 要制定或者完善相關的規章制度, 強調數據使用者承擔責任, 對于數據泄露者進行嚴厲的懲罰;其次, 在技術層面, 對收集的數據進行預處理, 預處理保留原來特性, 使得數據科學家能夠處理數據, 但讀不懂數據的內容。
五、結論與討論
從國際視角觀察, 中國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從語境、發端、面臨的問題到解決的方案都完全不同于西方, 是中國特色的政府改革。以國內視角分析,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相較于其他政府改革具有較為鮮明的特點:一是各方利益的聚焦點:政府的風險點、企業的爭奪點、公眾的敏感點。例如, 按照中國機構編制網的最新清單, 中國證監會的審批事項是41項, 是國家部委中審批事項最多的部門之一, 審批事項中如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A股、B股) 核準、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公司章程和業務規則的審批等每一項都牽動企業和公眾的神經。二是技術特征明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多涉及專業領域的資源分配, 例如農業部的37項審批, 包括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試驗、生產、經營和進口審批, 農藥和肥料登記, 從事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活動審批等, 都要求審批人員具有相關專業知識, 在農業部的行政審批綜合服務大廳里, 九個窗口工作人員均是碩士以上學歷, 其中有三位是博士。三是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生命財產安全。例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20項審批, 數量不多, 但事關重大, 包括嬰幼兒配方乳品配方注冊, 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 (GMP) 認證, 疫苗類制品、血液制品、用于血源篩查的體外診斷試劑以及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其他生物制品銷售前或進口時檢驗或審批, 等等。四是多部門協同, 提高效率的空間有, 但落實難。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 2013年由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制作的投資建設項目行政審批流程圖, 被媒體報道為“萬里長征圖”。曹志偉將歷時2020天的審批流程按照部門、環節繪制在4.4米的圖紙上。該圖顯示, 在廣州一個投資建設項目從立項到驗收, 要經過20個委、辦、局, 53個處、室、中心、站, 100個審批環節, 蓋108個章, 繳納36項行政收費?；谝陨系姆治?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地呈現漸進性、局部性、滯后性和反復性, 但是在信息時代, 技術的更新特點是革命性、全局性、前瞻性和不可逆性, 因此, 政府需要調整、適應甚至追趕技術的腳步, 這不僅是中國獨有的現象, 從全球觀察, 也大體如此, 在擁抱新技術的態度上, 企業顯然比政府積極得多。
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數據概念普及階段。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感知、理解新的概念, 以及由新概念帶來的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和工作環境的改變。當然, 新技術也要求公務員要有主動轉變的意識和迅速適應變化的能力。第二階段是大數據改變審批流程。任何技術最容易滲入和改變的就是具體的工作流程, 在審批流程改革基本進入了人力所能達到的極限狀態時, 大數據技術的出現會為流程優化提供幾何級效率提升的便捷途徑。第三個階段是大數據倒逼制度改革的階段。大數據技術在全程、深入地參與審批流程再造的過程之后, 就會對審批制度提出必須改革的要求。此階段, 審批制度改革所需要的制度環境包括法律、政策和機構設置等, 要逐步適應大數據改革的步伐和速度, 這一階段決定了大數據技術深入應用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第四個階段是大數據技術與制度高度融合階段, 也是最為理想的狀態。此時的制度框架雖然是剛性的, 但是具體的機制具有適應大數據技術環境的彈性, 對于技術的進步高度敏感, 能夠做出迅速的調整和反饋。目前的行政審批實踐尚處于第一階段, 少數地區進入了發展的第二階段。因此, 無論我們是否愿意看到, 大數據技術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融合仍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當然, 由于本文研究體量的局限和現實發展的水平, 關于行政審批各領域、各環節、政府各層級大數據技術應用的方式方法、難點和趨勢還有待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