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筑，不同的生產關系及其運行方式會形成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根據不同生產關系下社會互動頻率的強弱和信息交換方式的不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先后經歷了(或目前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農業社會人際互動以鄉土為中心且信息主要在精英階層內生產和流動;工業社會的人際互動以物質利益交換為中心，信息沿著社會階層不斷向下流動，統治階級內部與各階層之間要求的分權意識逐步增強;而信息社會的人際互動則直接以信息交換為中心，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日趨“互動化”和“扁平化”。三種社會形態決定著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單向控制、代議互動與數字協商。但相比于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統計管理，“數字政府治理”更加強調數據融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智慧服務”，而且面對日趨“網絡化”和“數據化”的“數字地球”，數字政府治理體系的建構不僅響應了信息革命下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同時也與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與同構性。
2015年12月16日，在浙江烏鎮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縱觀世界文明發展史，人類先后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產業技術革命，都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F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進一步指出，當前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信息革命”，“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要“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梢哉f，每一次生產力革命，都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深刻影響，而當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向生產生活領域和政務領域深度滲透，帶動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也構成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基礎環境和一個重要工具”，改變了人們思考社會的知識范疇、治理社會的行為方式和模式、塑造著人類社會生活新的空間和秩序。由于當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移動通信和社交網絡的普及，分隔于全球各個不同地理空間、不同時區的各個人類個體和群體越來越高度互聯、高頻互動，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的角角落落正在加速進入全面“數字化”，也就是在強大的信息技術支撐下，各種信息都能“以數字化形式自動采集、整合、存儲、管理、交流和再現”。1998年1月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加利福尼亞科學中心開幕典禮上發表題為“數字地球——新世紀人類星球之認識”演說，首次提出“數字地球”這一概念后，“數字國家”、“數字政府”、“數字城市”和“數字社區”等概念和實踐隨即相繼出現?！皵底只痹诋斚乱巡辉賰H僅是一個概念，而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存在，并促使各國迅速將“數字治理”上升為國家乃至全球治理的發展戰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生活之時代早已不再是一個金融交易只發生在實體交易所、政治磋商要經由一小撮人在煙霧繚繞的暗室里達成共識的時代?！睌底只?、網絡化動搖了以固定空間、相對集權為基礎的國家或組織的根基，進而越來越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以至于人、人性本身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都在經歷數字化洗禮、網絡化重塑、分權化再造，乃至連帶我們的政府形態和社會治理模式也將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社會形態的歷史嬗變：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描述，生產是歷史上一切社會進步的尺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人類社會的進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構成一定的社會形態和經濟結構的現實基礎，并規定著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征;不同的經濟基礎會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筑，在不同的生產關系及其運行形態下會形成不同的社會治理式，“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每一輪技術變革都會驅動人類社會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當前，信息革命特別是即時通信網絡的普及性應用，既擴大了人際交往面、強化了人際交往頻度，同時又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牽絆，很多曾經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成為現實，現在越來越沒人會懷疑一個突尼斯網絡上不起眼的“城管打人”帖子會顛覆掉中東許多國家政權、一個梨花女子大學的女生炫富事件居然會影響東亞政局走向。相比以往，我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在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且變動不居，而我們所賴以建立秩序的社會形態——也正在經歷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轉變。
（一）農業社會——信息傳遞的低級形態
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社會生來就是一個信息社會，在不同的信息生產和傳遞模式下，人類社會迄今已表現為若干秩序形態。在農業社會階段，由于社會生產力的低下和山川河流的交通阻隔，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基本上是以家族為單位、以鄉鄰為社交半徑、以鄉土為背景舞臺的。對大部分人來講，一生幾乎固守著始終如一的階層、職業和環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非社會環境的變動和不可抗力的突然擾動，士、農、工、商等各業人員很少職業變換，也幾乎從不輕易離開自己的工作地域或偏離自己的謀生路線;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幾乎都是在相對固定且數量范圍有限的熟悉人群互動，這些人群主要包括親戚、朋友、同窗和老鄉，即使偶爾會碰到些許陌生人也很難進入到他們早已熟識的社交圈子。彼時，人們的行為軌跡以及因互動而產生的社會生活信息多是穩定、可循且結構化的，社會管理主要是以“信息集中生產”和“信息有限傳遞”為中心的，決策也主要來自寡頭政治和一小撮貴族勢力內部的精英共識，他們不僅壟斷著生產資料，同時也壟斷著社會信息和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梢哉f，在農業社會形態下，以鄉土為背景、以信息集中生產和有限傳遞為中心的社會生活導致“一切政治近乎宗派的、鄉土的且精英的”。疏離且有限的社會交際、地域化的社會謀生以及基于威望與權力的寡頭精英決策，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特征。在這種低信息社會形態中，壟斷信息生產并控制信息流動即意味著秩序和穩定，治理常常表現為國家政策對于信息的控制能力。
(二)工業社會——信息傳遞的中級形態
進入工業社會階段，伴隨著一波又一波的工業革命和電話、電報等現代通信工具的發明，以資本驅動為動力，以雇傭勞動和市場經濟為中心的社會化大生產不僅摧毀了舊有的鄉土政治和鄉村隔離狀態，同時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關系、社會信息傳遞方式?！百Y本主義膨脹是建立在不需要緊密個人聯系就可以指導交換的理念之上的，換言之它依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弱連接?！币环矫?，伴隨著生產資料的日益集中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以鄉土為中心的鄉黨政治場景逐步被以城市為中心的市民政治所取代，工業化和市場化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新的“階級”和“階層”，同時還衍生出了近代“政黨”、“共和”和“代議”體制;而另一方面，伴隨著商品和資本輸出的全球性擴張，工業國家將社會交換關系裹挾至全球各個角落、各個領域，其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也不再僅僅滋生于自身經濟體系和社會體制內部，來自國境之外的擾動因素也日趨成為國家管理者需要經?？紤]的決策變量。在此情形下，工業國家的社會和治理形態日趨演化為以物品和資本交換為主要方式、以城市政治為中心舞臺、以政黨內精英協調、政黨間競爭與利益集團間權力角逐為社會秩序穩定機制，而舊有的以家族為中心的權威式管理逐步讓位于統治階級內部以定期輪換和權力分立為特征的制衡治理，從而在治理手段上也更加豐富、復雜，形式上也更加細密、系統。但“精英治國”的理念以及“精英”與“民眾”的疏離并未發生多少實質性的改變，用于驅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知識信息仍然主要在社會中上層，特別是在統治階級內部聚集和流動，普羅大眾依然被排斥在政治決策和社會治理之外。
(三)信息社會——信息傳遞的高級形態
然而，時至今日，“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交匯融合引發了數據迅猛增長，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大數據正日益對全球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以及經濟運行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和國家治理能力產生重要影響?！毙畔⒏锩粌H正在改變著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方式，同時也在改變著社會權力的運行狀態和社會秩序的治理模式。與工業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態相比，在當代信息技術的驅動下，“年輕人保持聯系將不再困難，他們都能夠通過谷歌搜索到對方，并且在臉書或其他任何同樣的網站上建立永久牢固的聯系”，社會生活的網絡化正在使得數字社會日趨演變為新的社會形態。在農業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基本上是地域性的小規模熟人網絡，人們彼此之間的交往深受地理阻隔、交通成本限制和主權疆域的禁錮;即使是在高度現代化的工業社會時代，社會生活中的每個個體也仍然在彼此影響不深的社會情境下進行獨立決策，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謹慎思考和理性抉擇，例外主要發生在諸如戰爭或突發事件等需要做出迅速決策的情形之中。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的運行主要是以低頻率的社會互動和有限的信息傳遞為基礎構建的，社會決策主要是基于理性原則在精英群體之間尋求搖擺和平衡，并形成了一整套延續至今的社會決策模式：精英提案、大眾投票，少數服從多數，亦即所謂“多數人的民主”。
但是今天，由于當代通信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的普及應用，傳統社會管理的精英模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全球單個個體都被納入到同一張社交之網，以前相隔萬水千山的人當下彼此相互影響、相互牽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加速走向一體化、系統聯動性和高復雜不確定性。在這樣一個人人彼此相聯、社交網絡四通八達的世界中，我們既無法僅僅依靠捕捉幾個有限變量而進行社會管理和政治決策，也沒有充足的時間直面洶涌而來的信息洪流而專注于謹慎思考，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生活的網絡化正使得人們越來越習慣于各種“政治圍觀”和“社會吐糟”運動、并越來越深度地卷入有關社會治理的各項政治決策之中。以前，普通民眾經常是被忽略或被漠視的弱小行為體，而如今任何一個網民不經意的微小舉動諸如隨手拍、點贊或網絡發帖都可能擾動整個社會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甚至某種程度上重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新的人際互動模式。
可以說，在當今的信息時代，信息交換和信息傳播正在快速取代傳統物品交換和資本流動而成為新的社會驅動力量?！皺嗔φ龔膰蚁蚓W絡轉移，憑借信息技術我們的社會互動正取代等級結構作為社會組織形式的主導地位”，數據和信息不但已在整個社會層面開始分享和傳播，就連“權力”和“權威”也日趨支離破碎為各個“無組織”、“無中心”的網絡化社會運動;有關社會公共問題的治理協商也已不再僅僅集中于精英內部的激烈辯論和民意代表之間的唇槍舌戰，普通民眾通過自己的移動終端和社交工具也日趨深入參與其中。歷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人的活動以及人的存在形態更加接近馬克思所說“社會人”的實踐本質，“要了解這個嶄新的世界，我們需要對已經熟知的經濟和政治思想進行擴展，使其能夠包含這種數百萬人相互聯系、相互學習并影響彼此觀點的情況。我們不能再僅僅把自己看作是謹慎決策的個體，必須要考慮那些影響個人決策、驅動經濟泡沫、政治革命和互聯網經濟的動態社會效應?！?/p>
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從單向控制、代議互動到數字協商
種種證據表明，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從弱連接狀態到強連接狀態、從低度信息化向高度信息化逐步演變的歷史過程，未來的時代更是一個以人機互動、高度智能化為主導特征的嶄新時代。傳統上，由于我們的社交圈子、活動半徑和互動密度都比較小且固定，有關我們社會生活和政治運行的信息通常都是地域性、粗略性和稀疏性的，加之數據采集和數據分析手段的限制，很多時候政治決策和社會運行管理要么是建立在單個事件研判、甚至是歷史經驗直覺的基礎上，要么是以分析小體量結構化數據、闡述平均規律或概率事件為主，諸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人均GDP”、“人均占有量”、“人口密度”以及“基尼系數”等。顯見，這些根植于傳統社會形態的國家治理決策，是由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信息采集手段所決定的。在有限獲取數據和有限提取信息的條件下，有關社會管理的諸多決策通常只能專注于問題的某一側面而無法顧及全局，有時甚至無法洞悉和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在此情形下，會經常性的出現政府宏觀指導與微觀社會問題之間相脫節的決策偏差。
毋庸諱言，當代社會的復雜程度和演進速度已遠超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我們正在遭遇新的生活方式、置身于新的數字決策環境。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網絡化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每個個體早已不再是可以特立獨行的社會存在，而是彼此互動又相互影響，諸如恐慌、泡沫、游行和動亂等也早已不再是地域性的可控社會現象，而是變得越來越像傳染病那樣驟然爆發、迅速傳導且四下蔓延;決策的本質越來越偏離傳統的“理性抉擇”與“精英共識”，越來越滑向社會網絡中的多變量擾動與信息聚合。顯而易見，社會形態的改變已經使得我們每個人的決策根植于更寬廣的社會信息網絡之中，使得我們每個人正在演變成為整個社會決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關社會運行管理的政策產出越來越體現為不同民意之間的妥協而不是精英之間的共識。就此而言，數字社會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數字政府作為一種新型國家治理方式，其變化也主要體現為以下三方面：第一，社會生活的全面“信息化”與“網絡化”。由于信息采集技術的進步和信息存儲成本的降低，我們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高頻互動性，同時我們的日常行為也越來越具有可記錄性、可監測性和可預測性，“人正在成為一切數據足跡的總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數據的形式被記錄、被儲存和被處理”;第二，政府服務的“智能化”與“精準化”。政府各部門數據日趨融通、開放和具有可計算性，使得政府服務由以前粗放式管理日趨轉向針對具體個人、具體問題的精準化治理;第三，信息傳播的“扁平化”與“多中心化”。在社會生活中信息的生產與流動不再局限于精英之間，而是每個具備一定信息技術能力的社會個體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從而使得知識和信息資源有可能在社會全體成員之間自由流動，也從而使得有關社會公共問題的治理走向多主體參與和多主體協商。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推進和完善協商民主。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更是強調，要在廣泛和多層次的領域推進協商民主：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社會協商、基層協商等等，協商民主正以前所未有的各種方式廣泛展開。由于社會形態的演變，正在形成的數字化社會使得傳統的“精英政治”與“代議制民主”正在遭遇近乎全民化的“數字參與”和“數字協商”之挑戰，越來越多的社會治理已不再局限于“精英共識”或“代議決策”，而是直接通過網絡互動產生“社會壓力”，并為了達成“社會共識”而使更多人員參與其中。放眼未來，伴隨著社會生活“網絡化”和“數字化”進程的持續推進，數字政府也必將取代政府的傳統形式，成為新的政府管理和服務形態?？梢哉f，互聯網思維下的協商民主更加接近于一種主客體互換的思維，更加倡行融合共生的協商理念，其社會治理的內在精髓是——“共商共建共享”。
數字政府治理：從統計管理、數據融通到智慧服務
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政府職能主要以統計管理為主，目標是為統治者和精英決策層提供決策數據與信息支撐，而信息社會的政府職能則以數據融通和提供智慧服務為主，著力解決信息碎片化、應用條塊化、服務割裂化等問題，確保信息數據在政府與社會、市場及公民之間暢通，以更好地提供基于個性化的政府服務，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者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前者主要力圖管控社會，后者則主要謀求服務社會。從“統計政府”到“數字政府”的轉變，既是人類技術進步的客觀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社會治理理念的巨大轉變。具體來講，所謂“數字政府”并非僅僅是指政府辦公流程的“數字化”和政務處理的“電子化”，其真實含義更多是指政府通過數字化思維、數字化理念、數字化戰略、數字化資源、數字化工具和數字化規則等治理信息社會空間、提供優質政府服務、增強公眾服務滿意度的過程。就此而言，它至少包含以下兩方面含義：其一，政府內部通過數字戰略的實施，打通政府各部門、各層級之間的信息孤島，建立起基于政府內部數據融通的高效辦事網絡，節省社會交易成本;其二，政府對外通過開放數據戰略的實施，促進社會公共信息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共享與可獲取，從而釋放數據活力、推進社會穩定與繁榮。整體上，建設“數字政府”是數字化時代社會成員對政府服務的更新更高要求，同時也是政府對社會演進到數字形態的自我適應與改變，其目標旨在加強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聯系，真正實現政府以民為本、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公共服務價值。
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構建我國數字政府治理體系。如果說傳統社會以“精英政治”和“官僚制”為中心的社會治理模式適應了當時權力集中與信息傳播范圍有限的社會形態，滿足了當時社會生產、生活中人們對權威和知識的渴求，那么在網絡化和數字化的今天，不僅信息正在變得人人可得，而且以往“權威”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效應也在急劇降低，信息化正在拉近各類人群之間的知識差距，“點對點(point-to-point)”的人際互動正使得社會組織形態由過去的垂直管理轉變為分散管理型態，未來社會更加趨近一個信息均質化流動的數字社會。在這樣一個信息均質化社會中，“網上聊天使得公民可以實時和政府官員互動;在線討論鼓勵公民表達并參與討論公共問題;在線調查輔助政府收集民意”。不僅人人有機會獲取所需要的社會生活信息，而且人人也可以生產信息并傳播所創造的知識，當然借助技術手段的支撐也可以更容易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和社會需求，以至于技術驅動下的政府很難恪守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生產中心”和“信息傳播中心”角色，而是日漸轉型為“社會多樣需求信息的匯集中心”與“智能化分析服務中心”。簡言之，在信息社會形態下，政府的角色不再僅僅是“由內而外”發布指導性意見的權威管理者，而是漸趨“由外而內”的社會信息融通者和智慧型社會公共服務者。
僅就這一點而言，“數字政府”所要轉變的不僅僅是政府現有的工作方式，而更根本的是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務理念，即從社會公眾的角度出發考慮他們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設計和提供相應的政府服務，并努力去減少公眾與政府打交道時所產生的摩擦和痛點，讓他們享受更加便捷的生活。由此，“數字政府治理”的核心目標在于推進以公眾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時改善服務體驗，促進公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當然，在建設智慧型政府、推動開放政府數據的過程中，政府不僅要考慮服務的便捷性，更要做好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工作。數字服務質量不僅決定各級政府及其部門的信譽，同時也影響著公眾對政府提供數字化服務的信任度。
總而言之，“數字政府治理”是一個全新的治理理念與治理方式，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都面臨著全球數字化所帶來的“內憂外患”的巨大挑戰。習近平主席在烏鎮第二屆互聯網大會上提出的構建全球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點主張”，已為“數字政府治理”的內涵和外延指出了方向：第一，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讓更多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共享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第二，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鑒，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第三，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促進世界范圍內投資和貿易發展，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第四，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推動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安全;第五，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梢钥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點主張”既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建立全球數字秩序的原則和準則，與中國政府倡導的全球治理理念一脈相承。早在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就已經提出，“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彼赋?，“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這是中國首次在公開場合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肮采坦步ü蚕怼睒嫵闪思訌娙蛑卫?、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系統鏈條：共商，就是集思廣益，由全球所有參與治理方共同商議;共建，就是各施所長、各盡所能，發揮各自優勢和潛能并持續加以推進建設;共享，就是讓全球治理體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個參與方。換言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拓展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領域和內容，并為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手段?！皵底值厍颉币褜⑷祟惿鐣B成一體，當今的政府治理必須站在全球一體化的高度上，突破民族國家疆域的限制，著力打造與全球治理理念與治理體制相適應的數字政府治理體系。換句話說，數字政府治理體系的建構與全球治理體制變革要做到關聯互嵌，實現某種程度上的動態同構。
全球范圍內建設數字政府、利用信息化技術推動經濟發展和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正成為歷史大潮，有關發達國家相繼制定實施數字政府戰略性文件，我國也應以“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為理念，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為主線，著力提高信息化水平;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下，協同一切力量，打造數字政府并完善數字政府治理體系。
第一，提高政府數字化治理水平，加強數據整合，保障數據安全。完善政府及各部門信息共享機制，建立國家治理大數據中心，加強社會治理數據共建共享，提高監測和預警能力，有效應對各種常態情況和突發狀況。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種新興數字技術，大數據應用的確能夠揭示傳統技術方式難以處理和展現的關聯關系，應加快政府信息平臺整合，消除信息碎片，推動數據資源向社會開放。但是，大數據的特質也可能帶來大的安全問題和大的社會風險，因為“大真實畢竟不是真真實，倘若真實數據不被認同，錯誤數據擅加利用，無論是對公民隱私和權利，還是對政府管理和決策，其負面影響都將是致命性的打擊，由此可能引致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混亂也是需要警惕的?！睘榇?，政府需要在增強數據安全性和公信力方面做出努力，在打造精準治理、多方協作的社會治理新模式上下足力氣，以促進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的有機結合，有效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政府治理的積極性。
第二，增強數字協商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推動民眾參與治理。進一步推進政務信息公開，加強互聯網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臺和便民服務平臺建設，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網上政務服務，利用數字技術洞察公民需求，優化資源配置。把信息政府、一站式政府、智慧政府、互聯網+政府作為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關注重心和目標追求，不僅可以豐富服務內容，拓展服務渠道，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質量，而且還可以推進政府職能下移和加強政民互動，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機制，完善一體化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公共服務從獨自辦事向協同治理轉變，形成全民參與、數字協商的治理機制。
第三，參與全球數字治理體制建構，推進互聯網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創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機制?；ヂ摼W作為全球數字體系的基礎，是推動信息時代全球一體化和網絡化的關鍵。長久以來建立在多利益相關方治理模式基礎上的互聯網全球治理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解決技術層面的治理問題，但約束性不足卻使其難以應對數據安全、網絡主權等重大問題。針對這一挑戰，習近平主席在“烏鎮大會”上提出建設“多邊、民主、透明”的互聯網全球治理“中國方案”，這既是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國數字政府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時代技術發展與社會變革速度的加快，使得新議題治理成為建設數字政府的重要內容，當前尤其要高度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治理挑戰?！叭斯ぶ悄苁怯绊懨鎻V的顛覆性技術，可能帶來改變就業結構、沖擊法律與社會倫理、侵犯個人隱私、挑戰國際關系準則等問題，將對政府管理、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乃至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币⒔∪斯ぶ悄荛_發和應用的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構建人工智能安全評估體系和管控體系，重視人工智能倫理方面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建立多層次價值判斷結構及人機協作的倫理約束框架;并積極參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加強機器人異化和安全監管等人工智能重大國際共性問題的跨學科研究，以深化中國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國際規則等方面的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結語
綜上所述，當今世界，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新一輪信息化浪潮已經興起。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建設信息強國，是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舉措，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選擇。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不僅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工作、學習、生活和娛樂方式，同時也在改變著國家和政府的存在形式。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先后催生了三種基本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農業社會的治理表現為方式上的粗放、簡單，形式上的單一、隨意，這也主要受到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科技能力低下的制約。工業社會治理手段上更加豐富、復雜，形式上更加科學、系統，這也同樣取決于工業社會發達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以及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結構。信息社會是一種超越了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社會形態，根本原因在于數字化水平和信息流沖破了國家和社會的既有結構。數據和信息不但成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并已成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本身;不但是公共治理的基礎，且已經成為公共治理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政府難以抗拒地必然走向數字政府并逐漸呈現出“智慧”政府的狀態。就此而言，政府要以超越技術思維和傳統管理思維的胸懷和高度，看待數字治理問題，將治理的數字化進程和數字政府本身看作是一種革命性變革。在這個意義上，數字政府是數字社會和數字國家應有的治理形式，建立一個統合的、無障礙的、持續改進的數字政府是人類社會數字化進程的必然要求。換言之，一定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正在迅速形成的數字社會也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數字政府這一治理形式以及相應的治理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