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以來，我國政府發起了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的組織推動下，32個地方、71個部門協同配合、開拓創新，一些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積極參與，在不到1年時間里，推動我國政務信息共享工作取得階段性顯著成效，初步解決了國家10多年來一直想解決而未解決老大難問題，使我國政務信息共享邁上新臺階。對于這樣一場全國性的重大工程，從實踐中歸納多元主體開展協同創新的模式和有效路徑，對于指導今后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一般而言，多主體間的合作，往往由于目標不同、利益訴求不同，很難建立起高效的協調機制，致使資源要素無法有效配置和利用，合作失敗率較高。M. Zineldin,M. Do-Dourova研究顯示，產學研戰略聯盟失敗率高達70%，Dyer,Powel研究結果也證實，產業界產學研合作失敗率超過50%，而我國產學研聯盟有近50%是不穩定甚至是失敗的[1]。我國政府部門推動的整合共享工程，參與主體眾多、協調難度較大，為何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各主體間的高效協同是如何實現的，哪些關鍵因素為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提供了保障，值得深入研究。
在我國，信息共享并非一個新問題，之前學者進行過一系列研究，但基于協同創新理論的信息共享問題研究相對較少、尚未形成體系，如樊博從績效管理角度出發，提出推進政府信息協同的驅動力[2]；馮偉宸,劉新萍分析了政府間協同與信息共享的關系,對如何促進政府間協同和信息共享提出了建議[3]；楊學山對如何進一步推動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工作提出了建議[4]。目前，對于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區的全國性信息共享工程——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作為一個新鮮事物，還沒有基于協同創新視角的研究，當前的研究未能有效解釋其活動規律和內在機理。
本文基于協同創新理論，從協同創新共同體能力構建與提升視角，對整合共享參與主體進行分析，研究各主體如何有效參與并推動各項活動的開展。在借鑒已有協同創新共同體研究成果基礎上，從“主體—要素—過程”三個維度進行分析，首先明晰各維度的地位和作用，然后著重聚焦政府、高校、研究機構、企業等各“主體”的作用，歸納出構成協同創新共同體的關鍵“要素”，梳理出整合共享工程的推進“過程”，初步構建出一套能夠有效提升協同創新共同體能力的分析模型。
1 協同創新共同體研究述評及其概念界定
協同創新理論在提升組織有效性、效率和競爭力方面的作用，早已得到廣泛的認可，作為研究復雜性、系統性問題的重要理論，協同創新能夠為多元主體協同、多種要素參與的實踐提供有效的解釋并進行指導。隨著協同創新理論的逐步發展，近年來，聚焦協同創新主體的研究逐漸興起，成為學者的研究熱點。協同創新活動，是政產學研用等主體為了共同的目標，匯聚所能支配的政策、資金、技術、人才、土地等要素資源，發揮各自優勢，創造新價值的過程，需要多活動、多主體、多功能和多方貢獻，需要一系列的協調工作支撐[5]。提升協同創新共同體的能力，需建立基于信任的多維度融合、基于交流的全方位協作、基于互聯互通的多層次集成[6]。我國學者基于系統論、知識管理、經濟學、協同學等理論，提出了協同創新共同體的概念，并從宏觀的國家創新體系、中觀的區域創新、微觀的企業創新等方面，對我國協同創新共同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1.1宏觀層面
王翠霞（2014）基于復雜系統理論，梳理分析了國家創新系統的知識、參與者、政策體系三個關鍵子系統，提出企業吸收能力和激勵政策對協同創新績效的正向提升作用[7]。對于跨區域多主體協同創新研究，有學者從區域和主體兩個維度，研究提出跨區域多主體協同創新是協同創新最為復雜的一種類型，提出了不同主體主導的幾種協同創新模式，認為主體間不同的目標、不能同等地開放思想及共享信息和知識，是創新共同體建設的主要挑戰[8]。安小米等（2015）基于知識管理，明晰了協同創新體和協同創新體能力構建的概念,從多元化主體聯盟、多維度活動聯通、多層面客體連接三個層面，提出了解決協同創新體能力構建難題的方案設計思路[9]。隨后，安小米等（2017）又提出了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創新共同體，打造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協同創新生態治理體系，并進而通過研究大數據時代的協同創新問題，提出了主體聯盟、過程聯通、要素聯接的政府大數據治理規則體系[10]。施海燕（2017）從協同學基本含義出發，提出產學研三方或產學研政四方聯合，通過整合內外部創新資源，協同各方創新行為，最終解決重大創新問題，并形成創新共生體[11]。
1.2中觀層面
近年來，國內學者多從區域及產業兩個角度，對協同創新進行中觀層面的研究。有學者基于區域協調發展視角，構建了創新共同體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創新共同體的6個基本構成要素:共同目標、創新資源、參與成員、網絡結構、運行機制和形成基礎，并提出政府的角色，不僅僅是創新活動的設計者和制定者，也是引導者、組織者和協調者[12]。張建國（2015）[13]，劉賓、董謙、辛文玉（2016）[14]，王秀玲、王亞苗（2017）[15]等，聚焦京津冀協調發展，研究了協同創新共同體的特點、構建、模式并提出了對策建議。產業角度，有學者從產業創新的協同度[16]、產業協同創新聯盟主體間的關系[17]等角度進行了研究，提出產業協同創新聯盟是一動態復雜系統，高校、科研機構、產業、中介服務、政府等主體，基于自組織復雜系統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則，形成彼此包容的共生關系。
1.3微觀層面
面向企業持續創新能力提升，有學者提出了以產、學、研為主體，政府、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為支撐的產學研合作共同體要素模型，并分析了產學研合作共同體的風險管理、利益機制和運行機理等問題[18]。鄒波等（2013）通過對大學、產業和政府間協同創新的“三螺旋”理論的研究，結合我國現行科研管理體制，揭示了創新主體的自反機制、創新組織的集成機制和創新過程的非線性機制，提出了實現大學、產業和政府間協同創新的具體路徑，即主體間目標的協同、組織結構的協同和創新過程的協同[19]。周志太（2014）提出，為了應對創新的不確定性和自身資源的有限性，要遵循益損與共、優勢互補等原則，維持和改善協同作用機理的經濟關系、組織制度[20]。張路蓬（2016）從知識共享等角度，構建了基于創新網絡的協同創新運行機制[21]。
從已有的關于協同創新共同體研究成果來看，從全國視角對協同創新共同體的研究還較少，更缺乏對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區復雜現象的實證研究和理論總結。正因如此，從實踐出發，歸納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中的協同創新共同體能力構建模式并識別其關鍵要素，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2 協同創新共同體視角下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建設研究
我國實施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由32個地方、71個部門參與，按照“內外聯動、點面結合、上下協同”的工作思路，著力清理“僵尸”系統、推進政務數據跨部門共享應用，力求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政務信息化建設的“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煙囪林立、信息孤島”問題。從整合共享工程涉及的主體來看，需要各地方、各部門以及企業、研究機構的協同配合。盡管各地方工作基礎、實施條件、可調配資源能力不盡相同，都需要協同一致完成政務信息資源目錄編制、信息系統整合、接入并依托全國統一平臺開展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盡管各部門職能各不相同、業務領域存在差異，也需要協同一致，完成“僵尸”信息系統清理、將分散或孤立的信息系統整合為一個大系統、提供重點領域數據共享服務等工作。
經過近1年的努力，整合共享工程取得突破性進展，部門“僵尸”系統應清盡清，國家數據資源體系基本形成，依托國家數據交換共享平臺的數據共享服務體系也已建立，能夠有效支撐各地方數據共享需求，初步解決了跨部門數據共享利用難題，效率之高、力度之大、成效之顯著，在我國政務信息化建設史上實為少見。該項工作取得的成效，離不開各參與主體的協同配合，離不開各主體之間建立起緊密的協同創新共同體。通過對工作措施的梳理分析發現，整合共享工程主要包括明確具體目標、理清利益關系、制定系列政策、開展督查指導、打造同一平臺、完善協同機制等6項重點措施，通過這一系列工作，將各地方、各部門打造形成了一個跨部門、跨地區的協同創新共同體體系，為各項工作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協同創新共同體如圖1所示。
圖1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協同創新共同體（國務院機構職能調整之前）
2.1明確共同目標，客觀上激勵了各參與主體
整合共享工程實施的全過程，都是按照既定的目標分步推進的。2017年5月印發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制定了到2017年底和2018年6月的兩個階段性任務目標。為確保 2017年底前取得明顯成效，8月又進一步明確任務、細化責任，提出到2017年9月底前，全面摸清政務部門信息系統和數據情況，加快部門內部信息系統清理，到12月底前，各部門、各地區信息系統實現互聯互通，重點領域數據實現共享，并提出了加快消除“僵尸”信息系統、加快部門內部信息系統整合、推動重點領域信息共享、接入統一數據共享交換平臺等11項重點任務。兩份政策文件的發布實施，客觀上為各項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指導和依據，激勵著各地方、各部門履行職責、按期完成任務。
2.2擁有共同利益，主觀上激勵了參與主體
推動整合共享工程，無論是對各級政府還是企業、研究機構，都具有價值利益的一致性。通過清理“僵尸”系統，政府節約了運維經費、節省了人力；通過同一平臺將政務信息系統進行聯通，實現了以數據共享支撐業務辦理，提高了政務服務辦事效率；通過政務數據的集中、共享和交換，有利于喚醒政務數據的價值，助力數字政府的建設。對企業而言，每一項重大的信息化工程，都是業務拓展的機會，企業能夠通過承接項目擴大市場份額，增強品牌影響力，同時也有利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推廣應用，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契機。對于高校院所，整合共享工程的推動，無疑為深入研究我國政務信息共享提供了好機會，通過專題研討、方案設計、咨詢指導、實地調研等多種方式，能夠更好地了解我們信息化發展現狀，了解政府推動信息化的思路特點，為學術研究、政策咨詢提供一手素材。
2.3出臺政策文件，客觀上對參與主體進行約束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整合共享工作，李克強總理2017年12月[22]和2018年5月[23]，兩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和政務服務一網通辦。2017年以來，中央網信辦、中央編辦、國家發改委、國務院辦公廳、國家標準委等相關部門和單位，印發實施了近10份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的政策文件（見表1），從決策部署、任務分工到分組推進、試點示范，又到標準制定、平臺建設，再到督導督促工作進度，形成了全方位的政策體系，對各主體開展工作進行了規范，有力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加快推進整合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表1近年來我國出臺的主要政務信息整合共享政策文件
2.4開展專項督導，主觀上對參與主體進行約束
督查工作組的職責是負責對各地方及各部門任務完成情況進行督導檢查，通過實地督導、電話督導、文件督導、約談督導等多種方式，推動工作進展滯后的單位按期完成任務。為進一步提升督導效果，后期又將專家咨詢組、組織推進組、技術支撐組進行跨組協同，聯合相關新聞媒體單位，混編組成4個小組，協同發力，分組推進、包干負責，采取駐點辦公等方式進行督導，協調相關部委組建8個督導組，督導、指導進展遲緩的地區和部門[24]。其中的一個調研小組，在工作啟動半年時間內，就前后分3輪8次赴浙江、河南和廣東進行實地調研督導[25]。同時，采取簽責任書、約談通報等超常規措施，讓各部門、地方主管領導簽訂任務書，約談工作進度緩慢的部門及地方，查找問題，督促解決，確保各項任務的分解落實到位、按時保質完成。在國家層面督導工作的推動下，地方政府也逐漸重視起來，積極開展自查自糾工作，多個省份在省領導或省級主管部門帶領下，對全省、代表地市及區縣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開展督查督導，查找問題、推進解決。
2.5打造統一平臺，客觀層面進行統籌
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是實現“數據多跑路”的核心技術支撐，構建全國統一、多級互聯的數據共享交換平臺體系，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的數據調度能力，有利于及時響應各地方、各部門數據服務需求。通過提升國家統一電子政務網絡支撐能力，實現了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服務支撐能力。通過建設國家電子政務內網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完善國家電子政務外網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構建了多級互聯的數據共享交換平臺體系，促進了重點領域信息向各級政府部門共享。截至2018年6月，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在連通71個部門和32個地方的基礎上，實現了供需對接服務、數據交換傳輸、服務接口管理等功能，國務院部門第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確定的16個部門69項信息694個數據項，通過共享平臺提供969萬次查詢/核驗服務，實現330億條批量數據交換[26]，為整合共享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平臺支撐和數據服務支撐。
2.6完善協同機制，主觀層面進行統籌
為做好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作，由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等部門協同配合，建立了“1+3+1”工作機制，“1”是成立推進落實領導小組，“3”是領導小組下設組織推進組、技術支撐組、專家咨詢組等3個工作組，另一個“1”是在國務院辦公廳下設督查工作組。領導小組重點在工作層面、操作層面、執行層面加強統籌協調,組織推進組主要負責梳理存在的問題、協商解決方案、制定工作推進計劃、推進考核工作，技術支撐組負責組織起草相關標準規范，提供技術支撐和培訓指導，專家咨詢組負責為各地方、各部門開展整合共享提供咨詢指導工作，督查工作組負責對各地方、各部門推進整合共享情況進行督查。從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相關單位先后組織召開了4次領導小組會、20多次組織推進組會議，上百場次專題工作會，協同推進跨部門、跨地區的系統清理整合和信息共享交換等工作。工作機制的建立，有效調動了各部門的積極性，有力推動了部門間的協同配合。
3 協同創新共同體能力構建模型的提出
根據協同創新理論，協同工作是在“主體—要素—過程”三者的協同中開展，需要實現多主體聯盟、各過程聯通、全要素連接。整合共享工程歸納出6項重點措施，構成了協同推進工作的有機體系，將政產學研等主體打造成了密切配合的協同創新共同體，成為基于協同創新視角研究整合共享工程的基礎。
3.1“主體”在“主體—要素—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整合共享工程中，最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就是各個主體，主體在協同創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協同創新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創新活動的目標需由各主體共同認可，創新活動的路徑過程由各主體共同商定，創新活動的資源提供及提供多少，也由各主體確定，所以，要素的提供及實現的過程，均需主體決定。能否打造一個互信互利、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決定著多主體間協同創新活動的成敗。整合共享過程中，各種“要素”的投入均內化為各主體的具體活動中，沒有細化展開；整合共享的“過程”，也根據兩個階段的時間節點按步推進，也就是說，在整個整合共享工程中，“主體”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要素”和“過程”居于從屬性角色。各“要素”的投入是整合共享工程完成各個“過程”的前提，沒有人員、技術、資金等的要素的投入，各個過程只能是空轉?！耙亍痹诟鱾€“過程”環節中實現了自身價值，要素越充足、配置越合理，過程也就越順暢。協同創新共同體構成及關系如圖2所示。
圖2協同創新共同體構成及關系
3.2政府在各主體中發揮主導作用
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政府、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等主體在整合共享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四個主體中，政府、尤其是國家層面，發揮了主導性作用，不僅確定了目標、任務，而且制定了時間點、路線圖，在頂層設計、組織策劃、全面動員、推動實施、監督考核等各環節，都發揮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調動了社會各方力量、整合了全方位資源。企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具體落實方面，比如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臺的建設和運維、各地方及各部門信息系統的清理整合等，高效和研究機構主要發揮決策參考作用，比如對政策文件提出建議和意見，對各地方各部門提出指導意見，對具體問題拿出解決方案等?？傮w來看，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的作用，都是在政府統籌協調的前提下實現的。
3.3構建“激勵—統籌—約束”協同創新共同體
梳理推進整合共享的6項主要措施，其內在邏輯規律，既包含了對主體的激勵動員、也體現了對主體的約束規范，同時還發揮了統籌協調的作用，形成了“激勵—統籌—約束”的共同體關系，為整合共享工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標”和“利益”屬于激勵體系范疇。協同創新共同體，首先是一個目標共同體?？陀^方面，要為協同創新共同體制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所有主體要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協同配合。目標定了，各方力量才能夠凝聚起來。其次，協同創新共同體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失去了合作的意義。
“政策”和“督導”屬于約束體系范疇。對于創新共同體，主要的約束分為兩方面，一是政策約束，通過出臺各類具有約束性或者法律效力的規章制度、標準規范等文件，約束各主體的行為。二是督導約束，通過組建督導組，形成督導機制，對目標任務完成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及時發現潛在的隱患，并進行有效干預，對出現的問題，則要求限期整改。
“平臺”和“機制”屬于統籌體系范疇。要實現各主體間有效的協同配合，必須要有得力的抓手，能夠將各方統籌在一起。主觀方面，要建立各主體合作的協調機制，明確各方職責、權力和義務?？陀^上，要建立一個技術平臺，為工作開展提供技術方面的保障，平臺的建立，既能夠方便各方辦事，也能夠一定程度上增強主體對平臺依賴度。
“激勵—統籌—約束”模型（Encouraging-Coordinating-Constrainingmodel， ECC模型）（見圖3），自身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體系。激勵是完成一項任務的必要手段，能提高主體滿意和績效。各主體在合作過程中均有自身的利益訴求，比如，政府要做出政績、推動產業發展，企業要創造經濟價值，教師和科研人員要發論文、評職稱。訴求不同，利益體現就不同，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進行激勵。有激勵也要有約束，兩者既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激勵在于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努力朝向一個目標邁進。約束是激勵作用發揮的保障，能夠增加犯錯的成本，讓主體不敢犯錯，以解決合作成員出現的偏差及動力缺乏問題。一個好的機制，必定是激勵、約束兼容并包、有機統一。統籌能夠為激勵和約束提供基礎條件，使其既具備開展工作的載體，也獲得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凹睢y籌—約束”，形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成為衡量能否成為協同創新共同體的依據。
圖3協同創新共同體的“激勵—統籌—約束”模型（ECC模型）
4 協同創新共同體能力構建模型的應用
協同創新共同體“激勵—統籌—約束”模型的提出，是基于協同創新理論，從歷時1年多的全國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踐經驗提煉而出，具有一定的普適性，有助于促進多主體形成密切協同的協同創新共同體，可用于指導政府參與，尤其是政府主導的跨層級、跨部門、跨系統的復雜性系統工程?！澳繕恕妗摺綄А脚_—機制”6個維度，可作為研究政產學研等多主體合作的分析工具，作為衡量多主體協同能力強弱的依據?！凹睢y籌—約束”模型可在以下三種場景發揮指導作用。
4.1對于即將開展的工程，重在指導
由政府主導的跨部門復雜工程，比如國家級的國家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區域級的數字經濟建設等，在實施之前，應當參照“激勵—統籌—約束”模型，完成以下6項任務：①制定明確的目標，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激勵各方朝向共同的愿景目標奮進。②理順各方利益關系，充分關切各方利益訴求，堅持責權利匹配原則，使各方在參與過程中能夠實現自身價值，獲得應有的利益。③將目標任務及主要工作上升為政府的戰略，以政策文件形式印發實施，要求相關政府部門履行規定的職責任務，并以此帶動企業及其他社會組織參與的積極性。④從參與方中抽調人員組成督導組，對工作推進情況進行指導、監督，及時發現問題，并盡快推動解決。⑤可基于已有的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統一的信息共享交換平臺，實現各參與方信息數據的共享，為開展統計分析、研判當前形勢、監測工作進展、預測發展趨勢提供支撐。⑥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應形成有效的工作領導機制、推進實施機制、監督機制，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會議制度，增強部門間協同配合力度。
4.2對于已經開展的工程，重在改進
對于已經開展的政府主導的工程，比如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互聯網+政務服務、智慧城市建設，在實施期間，可比對“激勵—統籌—約束”模型的思路，對工作進行評估改進。以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為例，雖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也存在政府間協同度不高、數據共享應用程度較低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增強協同創新共同體的協同能力。一是從利益等維度看，企業的利益上升空間很大。大數據時代，數據成為繼農業時代的土地和勞動力、工業時代的技術和資本之后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將成為未來企業核心競爭力。應進一步激活數據價值，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地位，讓市場機制在整合共享工程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使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到整合共享工程中，將整合共享從一項政府性工程轉化為企業的一項重點業務，努力探索將整合共享產業化。二是從機制維度看，整合共享工程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關鍵在于建立了強有力的協同機制，但不足在于對政策文件及行政力量的依賴性太高，內生性動力不足，可持續性較難維系。今后應更加尊重和利用市場規律，推動工作機制和組織方法實現常態化，推進整合共享工程進入“2.0階段”，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4.3對于非政府主導的工程，重在轉換
從整合共享工程中提煉的“激勵—統籌—約束”模型，對于政府主導的工程，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但是對于非政府主導的工程，就需要在使用時進行一定的轉換。比如政策維度，非政府主導的工程，可能沒有針對性的政策文件，也就是說政策維度被弱化了，客觀上對各主體的約束力度可能會降低，這時如果要增強主體間的協同能力，需要在增強利益預期、完善協同機制等其他維度進行彌補。再如督導維度，企業主導的跨部門性工程，可能沒有專項的督查指導，督導維度的職能轉換為企業間落實各自的任務分工。
本文基于協同創新理論，通過案例研究，從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實踐，深化了協同創新共同體的概念，進一步拓展了協同創新理論的應用領域。通過構建協同創新共同體“激勵—統籌—約束”模型，為增強多主體間的協同創新能力提供了有效分析工具，有助于破解協同創新中主體協調難度大、協同創新力度不足、運行機制不暢等問題，有利于實現多主體間長期、持續、穩定、高效合作，推動協同創新共同體形成目標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組織共同體，推動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區復雜性工程取得成功。
附：國脈，是領先的大數據治理和數字政府專業提供商。創新提出“軟件+咨詢+平臺+數據+創新業務”五位一體服務模型，擁有數據基因和水巢DIPS兩大系列幾十項軟件產品，長期為中國智慧城市、智慧政府和智慧企業提供專業咨詢規劃和數據服務，廣泛服務于信息中心、大數據局、行政服務中心等政府客戶、中央企業和金融機構。自2004年成立以來，已在全國七大區域設立20余家分支機構、5大技術研發基地，服務客戶2000余家，執行項目5000余個，連續多年開展中國政府網站、智慧城市、互聯網+政務、營商環境等公益評估評選活動。被業界譽為中國信息化民間智庫知名品牌、電子政務優選咨詢機構，國內首倡智慧政府理念，首創智慧城市、數據治理、互聯網+政務評價體系，首推數據資產普查、全口徑數據資源目錄、數據元標準化、數源確認與供需對接、最多跑一次事項梳理、營商通等產品，信息資源編目、公共數據普查等業務全國占有率和影響力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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