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部門牽頭開展的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機制,于2月2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根據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外公布的“涉疫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因銷售假口罩等嚴重違法行為被一家電商平臺清退的商戶,也將被其他電商平臺清退。
這意味著政企協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再次在實戰中發揮重要作用,而新冠肺炎暴發以來的網絡平臺各自為戰,也將轉變為全網聯手共治,疫情期間因哄抬價格、虛假宣傳、銷售假冒偽劣防疫用品等嚴重違法行為,將在多方力量的圍剿之下無處容身。
更重要的意義或在于其對未來的社會治理影響深遠。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艷東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一模式不僅適用于涉疫產品的治理,同樣適用于未來的假貨及其他違法違規產品銷售。高艷東建議,建立信息共享平臺,推動各大平臺信息共享,建立市場監管整體黑名單制度,提升中國電商平臺的合法經營能力,促進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健康發展。
一罩難求催生市場亂象
政府監管部門嚴厲打擊
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又趕上春節期間工廠停工這一特殊時期,讓本就緊缺的重要防疫資源——口罩,更加一“罩”難求。
記者2月19日在北京市海淀區某藥店看見,有人在買藥時又詢問是否有醫用口罩賣,藥店的人一邊將藥品通過隔著一個橫在門口的長木桌推給買家,一邊說著:“沒有?！?/p>
早在春節前后,大多數藥店就掛出了“口罩售罄”之類的牌子,全民搶購戰場又開辟了線上戰場。無論線上線下,搶不到的自然是無比焦慮,繼續不放過任何一條有關口罩的信息。
搶到的也未必就幸運。有的就收到了三無產品,有的則貨不對版,還有的則質量太次。與此同時,警方在多地破獲假口罩及其他涉疫產品案件的消息也出來了。
1月30日,公安部通報,浙江、上海、江蘇、江西等地公安機關偵破制售假冒偽劣口罩案件7起。截至2月18日,全國公安機關共偵辦涉疫情制售偽劣產品、假劣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案件459起,抓獲嫌疑人1084名,搗毀犯罪窩點473個,查扣涉案口罩2500余萬只,涉案價值1.35億元。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也從嚴從重從快查處一批案件,并公開曝光各地查處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護產品典型案例。而僅僅這十個非法制售口罩案例中,就已涉及口罩產品總量3616680只,保守估計高達155余萬只口罩流入市場。
這些假冒偽劣口罩的生產地包括山東高密、蘇州常熟、浙江義烏、浙江金華等。嫌疑人通過網店、微信、實體店等渠道,將違法口罩銷往北京、天津、河北、安徽黃山、浙江寧波等地,涉嫌假冒注冊商標包括“3M”、“飄安”、日本“YOSHIDA”、“民樂”、“清輕”等。
協助執法同時加強自治
電商平臺清退違規店鋪
大“疫”面前,電商平臺也紛紛出手了。
主動協助各地執法機關嚴查源頭,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口罩的不法分子。截至2月5日,阿里已協助全國14個省份30個地市公安機關,偵辦制售假冒偽劣口罩等違法案件128起,抓獲犯罪嫌疑人65名。迄今,拼多多則已累計協助全國16個地市公安機關,從源頭打擊口罩類商品的假冒偽劣問題。
加強自身平臺治理。從1月中旬起,阿里對口罩等類目商品加強資質審查,利用算法技術和長期積累的打假經驗,對不實宣傳、濫發商品、疑似假冒偽劣等行為均從重從嚴從快處理,從限流、屏蔽、下架相關商品,到直接永久關閉問題店鋪,淘寶也在階段性的同步公示違規處罰名單。截至2月5日,阿里已攔截、刪除57萬條可疑口罩鏈接,15家店鋪因嚴重違規被永久清退,其中5家被移送執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
此外,阿里還針對銷售假冒偽劣口罩的違規商家發出“追擊令”,將銷售假冒偽劣口罩的違規商家發起民事訴訟,10家因銷售假冒偽劣口罩而被永久關店的商戶是其追擊對象。
據拼多多披露的數據,截至2月20日20時,拼多多已前置攔截異常漲價口罩類商品75977次、下架5276件商品;前置攔截疑似假劣口罩類商品30566次、下架495439件商品;處罰涉及虛假宣傳和蹭關鍵詞店鋪超過6000家,關閉、清退40家店鋪,并將相關線索同步給政府執法部門。
此外,自1月23日至2月20日20時,因涉嫌臨時調價、虛假發貨和商品質量等問題,拼多多已在商品的上架前后累計攔截及下架了500715件商品。
京東發布了口罩不漲價的公告,并且成立了專項小組,通過系統和人工的方式對于京東的第三方售賣商進行監控,一旦發現價格異常京東官方小組就會進行相應的操作。京東按照平臺規則,于1月28日、1月30日和2月2日,對處罰的違規商家進行公示,并清退了嚴重違規的7家商家,且永不與其合作。
公然挑戰社會道德和人類良知底線,哄抬價格、虛假宣傳、銷售假冒偽劣防疫用品的不法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借助平臺技術信息優勢
政府聯合企業形成共治
無論是來自公權力機關的嚴厲打擊,還是來自于電商平臺的監控治理,都取得了積極成效。但隨著復工復產季的到來,口罩類涉疫物資需求量進一步加大,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依舊不能松懈。
政府與平臺之間、平臺與平臺之間形成合力,讓不法行為無處遁形,這樣一種新的治理思路與模式浮出水面。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內各大電商平臺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加大平臺治理力度,主動清退嚴重違法商戶,為抗擊疫情積極貢獻力量?！北本┦惺袌霰O督管理局說,為進一步加強跨平臺合作,促進社會共治,疫情防控期間,北京市市場監管局聯合阿里、拼多多、京東、微店、蘇寧易購等5家全國知名電商平臺企業,共同發起建立涉疫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共享、共用疫情期間因哄抬價格、虛假宣傳、銷售假冒偽劣防疫用品等嚴重違法行為被平臺清退的商戶信息,聯合防范不法商戶跨平臺從事違法經營活動,做到“一處清退、處處關店”。
政府部門為何要聯合電商平臺?電商平臺又為何要在政府部門的牽頭之下聯合起來?從北京市市場監管局的發聲中可以讀出一個關鍵詞:“信息”。
北京市市場監管局透露,涉疫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開展以來,北京市市場監管局加大協調力度,建立平臺之間的“信息中轉站”,支持平臺共享交換被清退商戶主體信息。各平臺企業積極響應市場監管部門動議,累計提供有關信息70條,匯總形成可動態更新的涉疫被清退商戶“黑名單”。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指出,數字時代治理疫情,需要充分利用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等精準手段,發揮平臺在信息和機制上的治理優勢,與政府監管形成合力,在制假活動隱匿程度高、打擊成本大、危害性明顯的情況下,尤其需要通過平臺協作、數據共享來實現有效的識別,增強打擊力度。
“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政企共治、聯防聯治是社會治理的一個大的趨勢,無論是在疫情上,還是交通上,或是物流上,互聯網企業都擁有比政府機關更多的數據量(比如疫情防控所需要的行動軌跡信息等),且對信息數據的處理有更前沿的技術?！备咂G東說,傳統計劃經濟時代以政府監管的管理模式,會慢慢過渡到政府和企業聯合進行社會治理,“尤其在信息數據平臺治理上,應該以政企合作為主,甚至在個別領域以企業自治為主?！?/p>
建立“涉疫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在高艷東看來,會讓疫情防控的效率更高,彌補政府因缺乏技術和信息資源等造成的物資或信息調度中的短板。
高艷東補充道,政企共治是中國探索社會治理創新的成果,也是中國在社會治理方面對全球的一個重要貢獻。
各自為戰木桶效應終結
未來假貨治理仍然適用
平臺之間的聯合也非常必要。
根據上述機制,各大電商平臺通過“黑名單”中的信息比對,可以及時掌握自家平臺內已被其他電商平臺清退的不法商戶情況,并按各自的平臺規則采取接續清退措施。
在此次跨平臺聯防聯控過程中,5家平臺企業共發現并清退跨平臺不法商戶26戶次,其中阿里、京東各從其他平臺公布的違規商家中比對清退1家,蘇寧清退2家,平臺聯手遏制違法商戶的效果初顯。 對于暫時不存在跨平臺經營的被清退商戶,平臺也會主動將其納入限制入駐平臺的主體名單,不再接納不法商戶的入駐申請。
“它有效彌補了平臺各自為戰的缺陷,防止了木桶效應?！备咂G東解釋說,平臺上的假冒偽劣產品治理狀況,不是取決于治理水平最高的平臺,而是最低平臺的治理標準,“假貨治理如果遭遇違法洼地,即當一個平臺嚴格執法,對制售假貨的商家封號了,這個商家又快速轉移到其他平臺,繼續從事違法違規活動,對于疫情防控中涉疫假冒偽劣產品的治理非常不利?！?/p>
高艷東提醒,平臺治理各自為戰,沒有形成信息共享機制,或者違法犯罪的聯防聯控機制,正是導致違法商家“打游擊戰”的原因。
高艷東說,北京市場監管局的新舉措,實行數據共享機制、違法信息分享機制,打破了數據孤島,防止違法違規“洼地”形成,可以有效威懾違法違規店家,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效果。
“涉疫跨平臺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的建立,讓率先提出共建問題商家“黑名單”倡議的阿里巴巴深受鼓舞:“希望各方繼續積極協查,持續擠壓作惡者的生存空間,嚴防疫情期間假貨‘治理洼地’出現?！卑⒗锲脚_治理部負責人說。早在2月4日,阿里就呼吁所有電商平臺“攜手將問題商家拉入‘黑名單’,斷絕他們在其他平臺繼續作惡的機會,一定要讓違規者付出最沉重的代價?！?/p>
劉曉春也曾經在研究假貨治理的過程中呼吁要建立以“黑名單”為代表的跨平臺協作以及政企協作機制?！昂芨吲d這一共治機制在眾志成城抗擊疫情期間得到了有效運作,也希望這一實踐能夠為形成長效共治機制打好基礎,在平衡好各方利益、確立明確而合理的‘黑名單’準入條件的基礎上,為促進市場監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良好的典范。
高艷東認為,這種治理模式不僅適用于當下的疫情,也適用于未來的假貨治理,從而形成“好人一路綠燈,壞人寸步難行”的良好營商環境。他建議建立信息共享平臺,推動各大平臺信息共享,建立整體黑名單制度,提升電商平臺合法經營的能力,促進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健康發展。
拼多多平臺治理部盾山也持同樣觀點,他表示非常歡迎和贊同政府推出“黑名單“共享機制,假貨的治理的確需要達成社會共識,實現社會共治。
附1：全國重點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數據分析報告
本報告合集共計15份，報告中采用的相關數據均來自各地各級政府網站、官方微博微信以及官方統計渠道，從政府管控、社會治理、數字化服務、信息公開等維度開展數據采集、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涉及的重點城市包含浙江省、山東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慶市、河南省、上海市、河北省、安徽省、江蘇省、廣東省、云南省。
附2：國脈“一網通辦”核心支撐系統（GDBOS），助力數字政府建設
數字政府2.0操作系統、政務數據體系2.0基礎標配、政務服務一體化升級方案。又名“政府數據業務操作系統”（GDBOS）, 是基于國家有關政策要求、各地實踐經驗、數據體系理論、微服務技術架構，圍繞“大數據、大系統、大平臺”融合一體思路，為各地數字政府升級而量身打造的一套作業平臺。運用數據體系、標準治理、業務再造、組織進化等工具和方式，可從結構、標準、模塊架構上對當前政務服務平臺體系進行優化、重組和升級。有效適配部委、省、市、縣（區）不同層次需求，支撐數據整合共享、政務流程再造和服務模式升級，全面提升政務服務能力，夯實數字政府基礎，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支撐。
依托"產品+數據+標準"框架，構建"標準支撐、數據體系、業務再造、數據治理、管理賦能"五大體系，無縫銜接既有業務系統，有效驅動政務服務整體運作：①落腳在“辦成”，把政務數據歸集到一個功能性平臺，企業和群眾只進一扇門就能辦成不同領域事項；②綜合提升政府政務服務、數據整合與治理能力，并最終實現數字化轉型升級與智慧組織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