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聯網+”深度重構了經濟社會發展方式, 給地方政府治理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新形勢下, 地方政府要認清“互聯網+”時代既有治理結構面臨的嚴峻挑戰, 正確理解“互聯網+”的深遠影響, 并及時更新價值理念, 重塑政府治理的體制機制和運行過程, 積極運用新媒體、網絡平臺、大數據、智慧城市等信息技術變革治理手段, 從而以政府自身治理能力現代化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
一、“互聯網+”與地方政府治理新形勢
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 我國網絡信息技術迅猛發展, 應用快速普及。當前, 我國網絡基礎設施、技術產品和網絡使用均處于較好水平, 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互聯網產業, 越來越自信地從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邁進。在此背景下, 2015年, 國務院通過了《“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 部署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 使互聯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盎ヂ摼W+”行動計劃在經濟發展、社會服務、基礎設施、發展環境等四方面提出了明確目標, 要求促進互聯網與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 進入以信息文明為特征的“互聯網+”時代。邁向信息文明, 是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又一次整體性的人類文明變革, 由互聯網所代表的技術和理念革新正在重構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和心智模式, 改寫人類社會的底層結構?！盎ヂ摼W+”時代的到來使我國政府治理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對于政府治理創新, 尤其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無疑是革命性的推動力量。
(一) 新的治理資源
1. 政策資源。
2014年來, 中央全方位、立體化部署網絡信息化建設, 先后出臺以《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十三五”規劃綱要》等為主體的戰略性、制度性文件90多部, 基本完成網信事業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其中, 部署“互聯網+”行動專門性政策文件達15部, 從行動要求、重點領域、保障支撐等方面對推進“互聯網+”行動做出全方位設計。為推動網信政策實施落地, 中央在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領域組織實施了300余項重大示范應用項目, 支持建設了7個云計算示范城市、16個國家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城市、80個信息惠民國家試點城市和53個電子商務示范城市。中央政策的密集出臺改變了地方政府面對互聯網新形勢新問題無則可依、想為而不敢為、不會為的局面, 為地方政府治理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豐富的政策資源, 也為地方政府發揮政策支撐發展作用、積極配置公共資源提供了廣闊空間。
2. 技術資源。
網絡信息技術是當前全球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輻射帶動作用最大的技術創新領域, 不斷發展的網絡信息技術將為政府治理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資源。
網絡新媒體傳播具有開放性、即時性、互動性等特點, 深受普通民眾青睞, 越來越多的網民群眾在新媒體平臺和渠道上發布觀點意見, 表達利益訴求, 產生了大量的輿情民意信息。地方政府部門通過對這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能夠更好地了解本地公眾需求, 有針對性地采取政策措施, 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及時發現和化解社會矛盾, 不斷提升治理效能。同樣, 地方政府利用新媒體打造與公眾直接對話的交流平臺, 傳遞政府決策信息;并借助新媒體技術實現公共決策的多方參與和公開透明, 從而促進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網絡信息平臺也是地方政府提供政務服務的有效載體。依托網絡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 可以整合各類政務服務事項和業務辦理等信息, 構建全流程一體化服務平臺, 通過網上大廳、辦事窗口、移動客戶端、自助終端等多種形式為自然人和法人等提供一站式辦理的政務服務, 實現“優化服務流程, 創新服務方式, 推進數據共享, 打通信息孤島, 推行公開透明服務,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好辦事、不添堵”[1]。2016年來, 國務院陸續出臺專項政策, 布局“互聯網+”政務服務, 各地積極響應, 快速建設, 取得了良好效果。
《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指出, 大數據已成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徑”。借助大數據技術, 地方政府能夠充分了解和掌握經濟社會運行信息, 克服因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治理難題, 提高政府行為精準性、適用性和科學化水平, 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治理精準化、服務高效化。截至今年6月, 全國已有40余個省市政府建立了專門的大數據職能部門。
智慧城市依托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3S (RS遙感、GPS衛星定位、GIS地理信息系統)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 整合資源, 提升城市感知、反應、調控能力, 建構智慧生態體系, 在帶動地方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地區精細化治理、解決“城市病”等方面具有很大優勢, 也有助于帶動政府各部門、城市居民、社會力量共同參與,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
(二) 新的關系模式
1. 組織邊界柔性化。
互聯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對相對封閉的傳統分工模式和組織結構產生顛覆性影響。以企業組織為例, 互聯網構建了更為廣闊的行業生態系統, 為了更迅速地感知市場機會并有效配置組織資源, 企業成長為生態平臺, 與其用戶、供應商、銷售渠道、服務商等外部組織或個體形成開放性合作, 促進價值傳遞和利益共享, 傳統企業組織相對嚴格的邊界被打破。
類似地, “互聯網+”時代, 政府組織與企業、社會乃至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邊界也日益開放, 關系模式與傳統工業社會相比產生了較大變遷。搜索引擎、微博微信、電子商務、交通出行、生活服務等互聯網商業平臺功能深度嵌入生產生活, 用戶基礎龐大, 積累了巨量經濟社會數據, 具有一定公共平臺屬性, 互聯網企業攜手政府組織進行社會治理活動的創新嘗試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整合政府和互聯網平臺信息資源, 建立個人、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 司法拍賣進駐電商平臺, 等等。民眾、社會組織通過網絡平臺同政府部門交流信息和資源, 參與社會治理, 也是“互聯網+”時代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社會滿意度的重要途徑。此外, 互聯網對政府工作流程的垂直重塑也倒逼政府組織打破內部障礙, 開放架構進行信息和資源互聯互通, 政府各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壁壘森嚴的情況正在改變。
2. 組織架構扁平化。
Internet通過一系列協議和指令, 連接大量不同的成分, 體系上靈活開放, 確保整個機制隨技術進步和規模發展而變, 始終適應創新的需要, 這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唯一達成此種功能的技術發明。網絡基礎功能單元間直接以鏈路連接, 依環境發展、以功能需求驅動組織決策和行動, 沒有決策中心, 沒有“權力金字塔”的“塔尖”與“塔底”, 大大加快了每一個連接單元的反應速度 (見圖1) ?！盎ヂ摼W+”時代, 越來越多的組織充分借鑒互聯網結構和功能調整組織架構, 如減少中層以確?？焖俜磻? 加強組織內部部門間橫向聯系, 直接圍繞用戶和產品設置業務模塊, 下放決策權等。借鑒“互聯網+”時代組織扁平化架構, 能夠有效賦能政府部門, 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解決優化組織結構的難題。
(三) 新的價值理念
互聯網固有的開放透明、共享共治、自由平等、互動協同等技術特點與民主、協作、法治、責任、服務、效率、有限等現代治理理念高度契合, 民眾通過使用互聯網充分體驗并深度認同這些價值理念, 成為“互聯網+”時代地方政府治理重要的群眾心理基礎。
1. 開放透明。
互聯網結構開放, 任何使用者都能夠通過接入網絡獲得信息和服務, 在技術上大大消除信息壁壘, 促進社會信息傳播開放透明。對于地方政府而言, 借鑒互聯網的公開透明理念, 開放政府決策過程、行政事項等政府治理信息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關政府數據, 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公眾滿意度以及盤活信息資產的有效途徑。
2. 共享共治。
互聯網的核心功能和價值理念即是信息資源的共享和網絡空間的共治, 本著這個核心價值, 互聯網得以獲取最龐大的用戶基礎和最廣泛的治理資源。當前, 共享經濟發展如火如荼, 網絡參與方興未艾, 地方政府治理創新也可借鑒共享共治的理念, 創造條件和機會共享政府資源, 引入多種主體共同參與治理, 這都是共享共治的題中之義。
3. 自由平等。
互聯網沒有結構中心, 網絡節點在網絡中的傳播地位是平等的, 網絡用戶的參與機會也是平等、自由的, 這是互聯網固有的結構特征, 這一特征也深刻影響著用戶的使用體驗和使用預期。在現實世界中, 公眾越來越期待平等參與政治、經濟、社會事務, 自由選擇生活方式, 平等享受改革發展成果。在這一背景下, 政府治理必然需要踐行自由平等理念, 降低社會參與門檻, 給予民眾平等的機會和規則。
4. 互動協同。
大部分互聯網空間價值目標的達成需要多主體互動協同。由于自身資源局限性, 任何單一組織或個人都無法完成全價值鏈或全生態系統的建構, 因此只有多主體共同參與, 交流協作, 才能夠整合資源, 達到效用最大化。持續、雙向的信息反饋和立體、網狀的開放創新是網絡協同的關鍵, 這種結構也塑造了網絡用戶的使用習慣。
二、“互聯網+”時代地方政府治理面臨的挑戰
(一) 汲納技術賦能的能力挑戰
1. 媒體傳播能力。
公眾通過網絡新媒體獲得前所未有的話語權, 顛覆了我國傳統社會輿論生態, 黨管媒體進而掌控輿論導向的格局被打破, 依靠行政手段控制媒體傳播的方法不再行之有效。面對新形勢, 部分地方政府仍沿用傳統媒體時期的工作機制和方法, 產生了不少問題。如對媒體的報道方式、呈現方式和輿論生態了解較少, 工作中缺乏媒體敏感度, 行為失當被媒體聚焦, 導致政府形象危機;不懂傳播規律, 將媒體問題行政化處理, 用“宣傳工作”看待輿情工作, 用行政的力量、管控的手段解決大眾輿論傳播領域的問題, 釀成負面輿情事件, 甚至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群體事件;不擅運用新媒體掌握民情民意信息, 和群眾做溝通、做協商, 治理手段還局限在發文件、發通知和會議傳達政令等傳統行政方法上, 落后于時代發展, 等等。
2.“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
發展“互聯網+”政務服務是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 當前地方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也面臨著一些嚴峻挑戰。囿于歷史原因和現實職能設置, 各地方政務服務體系呈現多種線上線下渠道并存, 各自獨立發展的既有格局, 統一渠道入口和辦理流程難, 群眾和企業辦事不得不查找往返于多個入口, 耗費時間長, 使用體驗差。各地方政府網上政務服務平臺采用獨立模式建設, 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跨業務的信息資源共享共用和業務協同力度不夠, 數據壁壘難以從根本上徹底消除, 重復采集、一數多源等情況較為普遍。很多地方政府為完成中央指標, 在缺乏頂層設計和完整規劃的背景下為上網而上網, 回避真正難以理順利益關系、打通辦事堵點痛點的項目, 造成網上服務范圍局限。
3. 大數據管理決策能力。
“互聯網+”時代, 政府治理主體和對象數據信息呈爆發式增長, 局限于傳統的監測、管理、應對手段無法摸清經濟社會發展及政府行政真實情況, 更難做出科學有效的治理決策, 只有借助大數據技術獲取、處理和分析海量信息, 支撐經濟管理、政務服務和社會關系塑造等治理活動, 才能夠保障政府行為的精確度和科學性。
大數據不僅是新技術、新方法, 也是政府管理和決策的新理念和新基石, 然而當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決策理念還停留在直覺決策、經驗決策甚至以短期、局部的危機或利益為出發點做決策, 科學思維欠缺。在數據流通上, 上級部門與下級部門間流動不對稱, 上級往往只取不予;部門之間囿于利益考量, 信息流通不暢, 數據割據大量存在;政府部門與社會公眾之間數據使用不平等, 政府掌握的大量公眾和社會數據信息沒有發揮其應有價值。在數據歸集上, 建設電子政務時期地方政府各部門大都設立了信息處室, 但建設主體、投入資源、業務領域、建設成效等各不相同, 數據采集標準不一、格式多樣, 導致歸集融合比較困難。在技術使用上, 很多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還不具備熟練運用大數據技術驅動管理和決策的能力, 急需工作人員全面升級知識技能。
(二) 科層結構的機制挑戰
1. 管理模式。
互聯網重塑人類社會原有的資源配置結構, 這種重塑沖擊著既有體制機制, 其中科層制政府體系首當其沖?！盎ヂ摼W+”時代, 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因互聯網創新而大量涌現, 呼喚政府做出快速反應并配置行政與公共服務資源予以解決。然而, 現代政府的基本組織架構是金字塔型科層結構, 權責清晰, 有嚴密的運行程序和操作規則, 天然具有穩定性和規范性, 命令下達和信息上傳需執行固定的層級程序, 資源調動需遵循既有制度規范。這種情況下, 新的治理需求難以被及時回應, 政府組織也越來越難以在自身原有結構框架內解決運行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行為僵化、官僚作風盛行等問題, 適應治理環境變化。調整組織結構以提升決策效能、執行能力和服務水平已成為當前創新政府治理和組織機構改革的核心議題。
2. 決策模式。
網絡達成了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以及個體與組織之間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 深刻改變了這些社會主體的關系模式, 也挑戰著傳統政府決策模式。傳統地方政府決策是科層結構框架內的封閉型決策, 決策權實質集中于領導干部及決策機構, 決策執行遵循自上而下的單向路徑, 決策方法主要為基于典型調研的經驗決策, 決策驅動來自上級精神與地方治理需求、行政需要乃至地方發展情況的結合, 基層政府、普通公務員和民眾、企業、社會組織等其他社會主體基本被排除在決策實質過程之外。
互聯網賦予大眾前所未有的信息資源及話語權, 通過網絡渠道, 社會主體對經濟政策、社會事務、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公共議題直接提出訴求、期望和建議, “倒逼”政府部門采取措施和行動來回應民意, 在客觀上促成了政府決策主體的多元化。大眾參與到決策制定中來, 成為實質性的社會治理主體, 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和表達權通過網絡渠道得以彰顯, 這些挑戰驅動著政府決策模式進行創新。
(三) 前信息文明的理念挑戰
1. 重“管”輕“治”的農業時代威權政府理念。
第一, 家長式政府。以“家”為社會秩序核心的中華封建文化土壤孕育了家長式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領導理念。家長式領導以德行、仁慈、威權為行為要素, 典型做法是專權、給予被領導者照顧、為達成被領導者的福祉而限制其自由, 而被領導者則應做出順從、服從、感恩、認同和敬畏等反應, “為了你好”的“父母官”便是這種領導理念的形象表達。家長式理念同互聯網與生俱來的自由、平等、自治等特征產生了較大沖突, 當用戶通過網絡使用體驗、形成進而深度認同自由、平等、自治的行為邏輯時, 家長制領導理念的認同基礎便面臨挑戰。第二, 全能式政府。全能式政府也稱無限政府, 指政府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方式上具有無限擴張性[2], 經濟上實行政府控制社會資源, 政治上強調人治的合理性, 不區分公權和私域的清晰邊界, 政府包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乃至個體生活等全部領域, 傳統經濟下“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模式是其典型表現形式。全能政府在我國建國初期穩固政權和集中力量發展生產方面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已不再符合時代進步的方向。近年來, 政府過度參與經濟活動及社會管理的弊端已逐漸顯現, 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更令其同時代發展趨勢格格不入。第三, 封閉式政府。傳統政府機構是自上而下的封閉體系, 體系內部各組織圍繞專業職能分工形成有清晰邊界的子系統, 組織信息、權利等資源基本對外封閉。封閉帶來了系統的穩定和效率, 但也會導致政府組織與外界產生壁壘, 組織難以獲取外界最新信息和資源反饋, 動力機制癱瘓;外界無法獲知政府組織運行信息, 知情權被忽視, 降低了信任?；ヂ摼W是開放平臺, 所有比特信息組合都能夠在鏈路上實現端到端的傳輸, 信息對用戶是透明可見的, 這一特性是互聯網得以發展壯大的基石, 也培養了用戶對信息的使用習慣:開放、透明、共享?！盎ヂ摼W+”時代, 政府組織“關門辦公”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民眾的公共信息需求, 也無助于政府連接更多資源、開展更有效的公共服務。
2. 工業時代刻板認知誤區。
第一, 將互聯網看作單純信息技術工具的“工具觀”。這一觀點認為, “互聯網+”就是在原有體制機制基礎上加入網絡信息技術應用。例如, 黨報黨刊的新媒體轉型, 很多地方直接將原有紙媒內容“復制粘貼”到網頁、微博、微信和APP上, 沒有洞察網媒短、平、快、互動等截然不同的傳播生態, 導致傳播效果微乎其微。地方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需要重新認識和思考互聯網前所未有的、獨特的結構特征和功能屬性, 以此為基礎有效配置政府資源, 在政府治理創新上做到“互聯網+”, 而非“+互聯網”。第二, 將互聯網看作單純傳播媒介的“媒體觀”。2006年起, 網絡新媒體對我國輿論格局產生顛覆, 很多地方政府周旋于網絡輿情工作和群體事件間焦頭爛額, 觀念上也烙下了“新媒體”的深刻烙印;在認識和思考互聯網對政府治理帶來的影響時, 狹隘地從媒體傳播角度出發, 忽略了“互聯網+”環境的整體性和內生性。例如, 認為網絡輿情事件是媒體管理工作出了問題, 問責新聞宣傳部門, 而沒有意識到根源其實在于政府治理工作本身沒有適應時代整體發展, 媒體只是將問題暴露于公眾視野的“顯示器”。第三, 將互聯網看作“麻煩制造者”的“威脅觀”?；ヂ摼W發展挑戰既有的治理結構, 產生了各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 致使很多地方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疲于應付, 繼而萌生“沒有網絡就好了”的畏難情緒, 甚至把網絡當作洪水猛獸, 認為是對工作的挑戰和威脅。誠然, “互聯網+”會威脅不懂網、不用網、不愛網的組織和個人, 而對于不斷求知奮進的群體, 互聯網無疑是新時期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利器, 是步入信息文明的希望之路。
(四) 網絡空間安全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碑斍? 我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日益復雜, 對我國整體網絡安全不斷提出新的挑戰, 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治理的安全威脅尤為突出。地方政府治理關系國家秘密信息和高敏感度核心政務信息的處理, 涉及公共秩序維護和行政監管的順利實施, 網上黑客入侵和犯罪、網上病毒泛濫和蔓延、信息間諜的潛入和竊密、網絡恐怖集團的攻擊和破壞、內部人員的違規和違法操作、網絡系統的脆弱和信息產品的失控等, 都是當前政府治理工作中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的重大安全挑戰。
面對這些挑戰, 地方政府在認識上及技術上都缺乏足夠的保障能力。近年來, 政府網站技術漏洞頻現, 釣魚劫持和黑客撞庫攻擊頻繁, 導致電子商務、公民信息、金融數據乃至國家安全信息等泄露, 成為網絡安全事故高發地。
三、以“互聯網+”驅動地方政府治理創新
(一) 治理理念創新:踐行新思想
互聯網所引領的信息化潮流不僅是技術革命, 更是涉及領導意識、組織文化和行為取向的思維革命, 地方政府要將治理觀念轉變到“互聯網+”新思路上來, 不斷解放思想、創新治理理念。
1. 樹立信息文明思維。
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 正在進行信息革命, 逐步邁入信息文明。同工業革命曾經帶領人類超越農業社會, 步入文明新形態一樣, 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生產力質的飛躍, 引發生產關系重大變革, 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 在每一個領域產生“互聯網+”效應。這種效應不是新技術與傳統領域簡單疊加的“物理變化”, 而是深度融合的“化學變化”, 是開啟信息文明的“鑰匙”, 涉及政府治理底層基礎的解構和重構, 是未來政府治理的“土壤”和“操作系統”。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指出:“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 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這種改變給地方政府治理帶來了創生性的變革力量, 信息時代的政府治理需要從互聯網本身結構特征出發來重新審視工業文明曾經形塑的每個領域和每種關系, 用互聯網的眼光去觀察、分析、研判現實問題, 對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由此派生的物質、意識領域進行全面梳理, 將“互聯網+”視為現代政府治理的客觀基礎。
2. 樹立現代治理理念。
互聯網精神與現代治理理念具有內在契合性, 地方政府治理要堅定共享共治、開放透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念, 超越威權思維, 乘著“互聯網+”東風, 向建設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扎實邁進。要以公眾為中心、以治理效能為導向, 促進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互聯網+”大發展。要充分接納各治理主體的自主性并充分發揮其創造性, 處理好政府、企業、社會之間關系, 廣泛整合治理資源, 培育有機的治理生態。要以規則為準繩, 不斷規范政府治理行為, 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二) 治理制度創新:打造新系統
1. 結構重構。
“互聯網+”重塑社會的權力和資源結構, 政府治理結構也必將在這一潮流中發生轉型。第一, 要促進政府科層制結構縱向簡化。傳統科層結構中, 許多層級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傳遞信息和指令、協同工作。網絡傾向于水平延伸, 而不是縱向發展[3], 互聯網使信息和資源能夠越過時空和層級界限進行直接交流, 借鑒網絡結構的扁平化, 減少削弱信息傳遞效率的中間層, 能夠使政府治理結構更加靈活, 對外界變化做出更為敏捷的反應, 提升行政效能, 降低行政成本。第二, 要促進政府科層制結構橫向整合。傳統科層制運行以專業和職能分工為基礎, 形成了界限清晰的職能部門, 各部門嚴格在自身職權和組織邊界內履職, 橫向交流少, 業務協作不暢。借助互聯網功能建立廣泛的橫向連接和溝通, 消除“信息孤島”“信息煙囪”, 能夠很好解決部門間信息和業務協同問題, 促進政府內部資源整合, 向社會提供一體化、無縫隙的優質公共服務。第三, 要促進政府組織結構開放靈活。長期以來, 地方政府行政工作形成了相對封閉穩定的結構, 不利于政府組織與外部開展資源交流, 其他社會主體也無法有效行使知情權與監督權, 降低了政府組織公信力水平。借助互聯網的連接和動員, 將企業、社會組織、廣大民眾等主體納入政府治理結構中來, 推動組織結構開放, 引進吸收外部資源, 促進權利、資源的交流和分散, 能夠更好地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水平。
2. 流程再造。
互利網提供了推動政府業務重組和流程再造的新機遇, 面對傳統政府以各部門職能為出發點設計的工作流程, 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潛能, 以服務群眾為出發點重新理順業務環節之間的邏輯關系, 建立高效化、合理化、便捷化的政府業務流程體系。第一, 對于單一業務流程, 運用網絡技術實現全過程簡化和優化, 逐步清除業務處理過程中不必要的干預和限制行為, 壓縮層層把關、層層報批。同時, 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規劃標準化的業務流程和環節, 簡化手續、消除重復業務, 促進業務協同, 強化業務處理過程控制, 使整個行政工作過程像生產線一樣透明、可控。第二, 對于多線程業務, 要充分借鑒互聯網“用戶至上”的思維模式, 以服務對象為中心重構跨部門業務辦理流程, 理順疏通“互聯網+”政務服務流程中的“堵點”“痛點”。通過調整業務處理信息系統、加強人員與信息系統之間的相互協作、消除職能部門間隔閡、根據外部變化及時調節人員分工、依托業務流程中關鍵環節配置相應人員和信息資源等措施, 促成信息流和業務流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順暢流動。
3. 完善法規制度。
法規制度是“互聯網+”政府治理健康發展的保障, 也是維護國家網絡安全的必要條件。在許多領域, 互聯網掀起邊緣革命, 而立法機構程序化的法規制定往往滯后于互聯網突飛猛進的發展, 急需盡快彌補規制漏洞, 填補法律空白, 完善“互聯網+”規則體系。地方政府對本地發展實際洞察力強, 一方面要主動自信地掌舵“互聯網+”發展大潮, 因地制宜, 敏捷行動, 構建地方性法規體系來盡快體現“互聯網+”在政府治理創新中的優勢作用;另一方面, 要在現有制度基礎上給予互聯網發展和創新更多的成長空間, 建立容錯機制, 保障和培育“互聯網+”政府治理創新實踐。
(三) 治理技術創新:運用新工具
1. 運用新媒體技術, 促進新型政民互動。
主動學習并充分利用各種新媒體技術來創新政府治理是“互聯網+”時代地方政府的必修課。在“互聯網+”時代, 各級領導干部既是新媒體受眾, 同時也肩負新媒體管理者的角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要加大力量投入, 盡快掌握這個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 不能被邊緣化了, 要解決好‘本領恐慌’問題, 真正成為運用現代傳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主動掌握媒體技術和應用, 提高自身媒介素養, 科學管理和合理利用新媒體。
要通過新媒體傳播主動發布政策信息, 發揮政府社會信息資源的優勢, 傳達政府治理動態, 樹立透明政府的良好形象。要利用媒體平臺和手段收集掌握民意信息, 增進官民互動, 通過輿情分析、在線溝通、網絡問政、網絡舉報、政府微博微信等方式走群眾路線, 與人民建立血肉聯系。要使用新媒體渠道保障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開辟民主參與新方式。要利用新媒體的社會動員功能, 傳遞正能量, 做好正引導, 廣泛聯系和團結群眾, 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凝聚力。
2. 運用精細管理新技術, 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要通過新一代智慧城市技術廣泛應用, 使城市擁有“大腦”, 實現更實時的感知、更寬帶的互聯、更智慧的分析, 從而提升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的智慧化水平。要發揮智慧城市在帶動城市產業發展、轉變城市發展模式等方面優勢, 發揮其在人口、空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組合效應, 破解新時期城市發展難題, 營造出綠色、智能、宜居的城市環境, 使現代化城市更好地服務于人的根本需求。要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 動員政府各部門、城市居民、社會力量共同參與,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推動社會進步, 實現包容發展、和諧發展。
3. 運用科學決策新技術, 推動大數據治理創新。
大數據是信息文明的產物和必然結果。當前, 隨著大數據國家戰略的穩步推進, 政府治理迫切需要直接面對大數據、全面基于大數據和創新應用大數據, 以提升決策科學化、智能化水平。要運用大數據技術揭示傳統技術方式難以展現的關聯關系, 提升政府整體理性認知水平, 從而促使治理目標定位更準確, 治理政策、治理方式和手段更加符合客觀事實, 治理進程和治理成效更加滿足社會期待。要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共享, 促進社會事業數據融合和資源整合, 并應用大數據技術開發這些數據資源, 為有效處理復雜社會問題提供新的手段, 推動政府治理模式進步。
4. 支持開發核心技術, 保障網絡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安全的本質在對抗, 對抗的本質在攻防兩端能力較量?！钡胤秸y籌推動網絡核心技術創新, 支持本地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突破核心技術, 加強對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應用領域安全技術研究, 構建多領域、多層次的網絡核心技術體系。要積極培育壯大網絡安全產品服務市場, 引導通信、能源、金融、交通等重要行業、重要領域加大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投入, 并不斷優化網絡產業生態, 營造有利于網絡產業創新發展的地方環境, 努力將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 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