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賦能”與“技術賦權”雙重驅動的數字政府轉型

　　進入21世紀，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走向縱深，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深刻地影響著國家治理及政府改革創新，以數據驅動和數字治理為核心特征的數字政府建設成為全球政府創新的核心議題。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科技的快速迭代和滲透，引起信息化和數字化浪潮，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已然來臨。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革命浪潮來臨之際，恰逢我國處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期。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推進政府創新的重要作用，在國家層面形成多項頂層設計以推進政府治理、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

　　在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轉型進程中，科技革命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驅動作用?？萍几锩苿恿松a力質的飛躍，由此驅動著上層建筑，即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社會形成了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準科層制組織，相應的政府管理理念及組織形式亦成為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現代化模板。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了新的動力系統，驅動專業化分工和流水線式生產模式的形成，韋伯意義上的科層制成為全球政府組織的主流形式。以計算機和信息通信技術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促進了服務型經濟和電子政務的產生，以無間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為標志對傳統科層制組織形式進行了自我調適。前三次工業革命塑造了工業社會的政府形態，中國在此期間處于“追趕”和“學習”狀態。而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則離不開深刻的“中國印記”。我國積極實施科技驅動戰略，發揮了新興科技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在國際社會率先探索適應于數字與智能技術的治理模式，這促使中國在數字政府領域走在世界前列。

　　近年來，我國快速進入數字時代，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數字化。一方面，電子商務、社會交往、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數字生活方式普遍擴散，進而驅動政務服務、政府監管和政府運行的快速數字化。另一方面，市場化、城鎮化和網絡化“三化”疊加驅動的快速現代化進程為國家治理帶來外生沖擊，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網絡空間的公眾參與、政民互動愈加活躍，成為政府感知社會偏好、吸納并回應民意的新渠道。數字政府理念歷經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智慧地球”“數字城市”“智慧城市”概念演變，到提出“數字中國”建設，指明了數字政府轉型的根本方向。

　　數字政府轉型的核心特征是全社會的數據互通、數字化的全面協同與跨部門的流程再造，進而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治理體系。數字政府轉型包含三個要素：一是面向數據的治理。進入數字時代，治理對象從物理世界滲透到虛擬世界，“數據”“信息”“數字”本身成為重要的治理對象，即“對數據的治理”。面向數據的治理既是政府內部治理的應有之義，也是面向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治理形態。從經濟角度而言，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之后，對于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以及數據安全等均成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制度基礎，這迫切需要建立適用于數據要素治理的法規制度。從社會角度來說，對數據的治理還涉及隱私保護、政務數據與社會、經濟數據的邊界，以及圍繞數據采集與處理的群己邊界。二是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治理，即引入新興治理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即“經由數據的治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可以為政府治理進行全方位的“技術賦能”，從技術上改進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機制，提升政府的信息汲取、數據治理、數字規制、回應服務和濡化能力等。三是治理場域的拓展，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活動數字化運行，虛擬空間的治理成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場域，即對“數字空間的治理”。數字技術賦權社會，人們越來越多地在數字空間開展經濟社會活動，甚至在數字空間與政府互動，這迫切需要形成“數字空間的治理”體系，圍繞數字空間的新生社會或公共問題，譬如假信息與低劣產品、數字勞工關系、數據產權、在線集體行動等進行有效治理和規范。

　　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是數字技術推進數字政府轉型的兩大關鍵機制，前者強調新興技術對公共部門的賦能作用，后者強調新興技術賦權社會主體提升其參與和協同能力的價值。一方面，隨著數字革命的興起，以信息、知識和技術為代表的社會資源的傳播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沖擊著不同社會主體的行動模式，并對之前的社會秩序和治理格局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技術對個人和組織發揮著顯著的“賦權”功能。依靠數字技術，他們通過獲得信息、參與表達和采取行動等社會實踐方式，在實現自身社會地位變化的同時，改變了舊的社會結構，繼而完成自我增權。同時，數字技術有利于形成個人、組織與政府協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新局面。越是復雜的系統，系統協調的要求越高，協同效應也就越顯著，由政府主導的傳統線性管理模式不能對復雜社會問題給出有效的解釋和應對方案，基于新興技術的多主體協同共治格局和社會協同能力是必然趨勢。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賦能政府改革是一種集數據驅動、技術嵌入、社會協同為關鍵機制的新型治理能力。數字技術對治理能力的驅動首先反映在數字技術驅動的認識論上，數字技術驅動意味著政府治理能力必須要“直接面對數字技術、全面基于數據治理和創新應用數字技術”，超越了既往治理能力的認識論基礎，如傳統經驗驅動、危機驅動和理念驅動等機制。數字政府轉型豐富了治理工具，數字技術可以從更寬領域、更長時段、更精細地對公共事務和政策過程進行分析，更加準確、及時、深入地把握多元訴求，預測研判社會發展趨勢及潛在社會風險，提升政府決策、監管和服務能力。

　　數字政府轉型已然成為全球浪潮，其發展速度之快、遍及國家之廣、涉及領域之多，在人類治理轉型的歷史上都值得矚目。中國在這場全球化浪潮中引領技術革新的步伐，將數字政府轉型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機制。由數字技術和治理理論結合所催生的數字治理新模式，為政府組織形態變革、職能結構整合、運作方式轉變、治理主體協同、無縫隙服務等，提供了理論源泉與實踐路徑。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推廣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科技驅動力，通過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雙重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伴隨著社會生活“網絡化”和“數字化”進程的持續推進，數字政府成為未來政府的理想形態。作為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的新形態，數字政府將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協同社會主體，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重塑治理結構、優化政府職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會協同能力?？傊?，數字政府轉型不僅促使數字技術嵌入政府科層制內部以推進治理結構再造、業務流程重塑和服務方式變革，還構建著“新型政府—社會關系”以支撐數字社會建構及數字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