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管數據，天津實踐——專訪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蕓

　　大數據應如何統、如何用、如何管？對于不少地方而言，尚卡在第一關。

　　天津，在短短兩年時間里，整合了全市的35個信息服務機構，把全市66個市級政務部門、16個區、5個公共服務機構的數據“統了起來”；讓歸集起來的77億條數據以1399億條次的交換度和6980萬條的開放度 “跑了起來”，更在安全上把數據“管了起來”。

　　曾經被天津學習過的多地大數據管理機構，如今紛紛向天津取經：“如何高效統籌各部門大數據、整建制推進改革？”“如何讓大數據平臺有人用、好使用，真正解決民生所思所盼、并實現治理協同？”以及 “如何帶出一支既懂專業、擅創新又忠誠擔當的鐵軍隊伍？”

　　關于這些問題，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天津市委網信辦主任、市大數據管理中心黨委書記、主任王蕓接受本刊記者專訪，介紹了天津“黨管數據”的探索和思考。

　　王蕓強調：“天津做大數據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抓好了頂層設計?！?/p>

　　歸口網信

　　記者：新一輪機構改革以來，各地大數據管理部門的設立備受關注。從省級行政區的情況看，目前，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是全國唯一一個歸口在網信的正廳級部門。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王蕓：大數據就像一把新時代的金鑰匙。在2020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數據和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五種生產要素之一。大家都看到了大數據是未來的石油。但事實上，大數據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源，更是重要的執政資源。

　　2019年3月28日，天津市委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信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市委明確要求我們增強“統”的意識，加大“導”的力度，提升“治”的水平，做好“建”的文章。

　　正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下，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正式掛牌，以原市大數據管理中心為基礎，整建制并入9個單位，部分并入25個單位，統一負責市級信息化建設、運行維護和數據資源管理，推動政務數據資源共享和公共數據資源開放，推進大數據產業等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數字天津和智慧社會建設。

　　記者：原大數據管理中心是什么情況？整合以后有什么變化？

　　王蕓：原大數據管理中心成立于2018年7月，是一個副廳級機構。整合后的大數據管理中心升級到正廳。整合前，各機構原本共有1200個編制，砍掉了一個正廳級部門，兩個副廳級部門，還砍掉了好幾百個編制。從大盤子里算，我們是做了減法。

　　頂層設計

　　記者：從2018年7月成立算起，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起步也不算早，推進如此迅速，靠的是什么？

　　王蕓：大數據工作是面對新形勢、新挑戰的一次開荒，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改革，如果沒有前瞻性和毅力是做不到的。我覺得天津做大數據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抓好了頂層設計。

　　在天津，大數據工作是真正的“一把手工程”，前瞻性地做到了立法先行。

　　2018年底，天津制定發布了《天津市促進大數據發展應用條例》，提出政務數據實行目錄管理；政務數據以在政務部門之間共享為原則、不共享為例外；還特別就“數據安全”做了一個專章，具體內容包括“明確數據采集、傳輸、存儲、使用、開放等各環節保障數據安全的范圍邊界、責任主體和具體要求”“建立數據安全防護管理制度，制定數據安全應急預案，并定期開展安全評測、風險評估和應急演練”等等。

　　以《條例》為抓手，至今，天津已建立起《天津市推進京津冀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天津市大數據發展規劃（2019—2022年）》《天津市數據安全管理辦法(暫行) 》《天津市數據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等一套系統性、戰略性、全局性的政策體系。

　　記者：有法可依之后，還得執行。如何才能真正把數據統起來？

　　王蕓：關于改革、創新，大家常說的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我認為我們是“背著麻袋上山”。

　　最開始，我們有的部門都不懂什么叫數據，我們通過社會組織市大數據協會來開展“我學大數據”的活動，給大家做了上百場輔導，讓他們懂了，再搜集。

　　為什么“數據煙囪”難拔？“信息孤島”難破？難的背后就是部門利益的藩籬，都覺得這是塊肥肉，但沒有看到背后的責任。在新的信息化條件下，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如何保障、如何提高？我認為，擺在首位的是要解決意識問題。

　　我常常鼓勵團隊，要“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再出發”，必須敢于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整建制地推進。

　　比如各片區的社會治理信息化平臺，以前就是各建各的。中心把他們拉到一起，反復開了三次會，講道理：各自建各自等于還是一個串聯，不是并聯，不是一個大平臺。假設一個人在ABC三個區域都有留下數據，那各區域只知道這個人在自己區域的情況，跨區域的信息怎么辦？必須得在大平臺上并聯起來。

　　就這樣一步一步，“背著麻袋上山”，中心和政法委聯手打造出了“津治通” 全市一體化社會治理信息化平臺。

　　中心還摸索著給政務數據采集建立標準，設立責任清單、負面清單、需求清單、系統清單“四清單”。目前，天津全市信息資源統一共享交換平臺歸集數據總量超77億條，累計交換數據量超過了1399億條次，對外開放數據達到了6980萬條。

　　流程再造

　　記者：“累計交換數據量超過了1399億條次，對外開放數據達到了6980萬條”，天津是如何讓這些大數據跑起來的？

　　王蕓：讓大數據跑起來，得有應用場景。大數據平臺應該是“三層兩面”： 底層是數據，中間是治理，最后是應用，兩面一個是運維，一個是安全保障。

　　如果坐在辦公室里閉門造車，造出的應用場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大家都在建信息化平臺，建出來好不好用？不能光看報告、聽報告，得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么，要著眼痛點、普惠群眾。

　　記者：所以，中心要求大家都到一線？

　　王蕓：我是從街道辦事處主任起步的，對區縣工作有特殊感情。到市里工作以后，我要求所有干部都下去，去當網格員。

　　2019年8月9日，我在天津市河北區光復道街瑞海名苑社區也做了一天網格員。

　　記者：當網格員，主要是做什么？

　　王蕓：首先，要走家串戶去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盼，摸清老百姓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第二，要親身感受、親身體會這個信息化平臺好不好用,作為網格員有哪些需要,讓大數據跑起來，中臺不能有梗阻，毛細血管也必須暢通，要從解決“最后一米”來倒逼整個流程再造。

　　第三，要分析我們的數據是否安全。要分析判斷，這些數據是初始的數據還是加工后的數據？是一般的數據還是高附加值的數據？開放度和顆粒度如何？我們的工作不僅追求更精準，還必須確保數據安全。

　　記者：到社區做網格員，催化出什么樣的應用場景？

　　王蕓：大家都知道，網格員的職責是運用網格化管理技術，巡查、核實、上報、處置市政工程設施、市容環境、社會管理事務等方面的問題，并對相關信息進行采集、分析和處置。歸根到底，是為人民服務。

　　但網格員不是萬能的，并不是總能及時發現所有問題，我們市民總是會有不斷更新的需求。比如在我們政務服務移動端“津心辦”上，就不斷有市民反映訴求。

　　所以天津做了一個重要決定，通過大數據平臺把“津心辦”和“津治通”兩網后臺合一，催生出了新的應用場景。比如，中心在“津心辦”上開發了“隨手拍”功能，市民可以將涉及基層社區的問題通過圖文方式反映上傳，后臺會即時推到“津治通”，推送給網格員處置。又比如，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津心辦”上的“健康碼”后臺會自動識別“紅碼”“橙碼”的人員信息，通過“津治通” 即時推送給網格員，便于他們及時上門核實和提供服務。

　　通過兩網后臺合一，網格員的工作考核更加科學，市民的問題也真正得到了及時解決。大伙兒覺得有用，口口相傳，都會來用這個系統。

　　現在，“津心辦”累計注冊用戶已有790余萬，“津治通”也在278個街鎮級戰區、5733個村居級戰區和22408個基層全科網格實現了全面貫通應用，辦結事件已經超過357萬起。

　　容錯機制

　　記者：為做好大數據工作，天津如何解決隊伍的專業化問題？

　　王蕓：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善于獲取數據、分析數據、運用數據,是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睘閮灮刹筷犖榻Y構，我們在2019年5月面向全國公開招聘，按照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選拔人才。

　　現在，我們隊伍里專業技術干部占比超過八成，具有高級職稱的140多人，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96.9%，其中博士和碩士研究生總計160多人。

　　在這樣高度專業化的團隊里，大家很有學習和研討的氛圍，我們也會常常組織業務培訓。

　　記者：好干部除專業化水平過硬，還得敢于擔當。

　　王蕓：是的。所以中心最近出臺了《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容錯免責澄清正名激勵保護干部擔當作為創新競進實施辦法》。

　　《辦法》規定，對干部在落實天津市委、市政府決策部署中，因政策界限不明確，創造性開展工作; 在推動重大項目、重點工作或處置突發事件中，果斷決策、擔當盡責，但因不可抗力或無意過失等七個方面出現失誤或造成損失的，同時符合黨章黨規、法律規定沒有明令禁止的，予以容錯。

　　建立容錯免責機制，就是要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旗幟鮮明地保護擔當作為、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為干事者撐腰。畢竟，大數據是一個新興的領域，我們目前做的還只是破冰開局的工作。接下來，我們要把一壺水燒成一池水，未來要變成一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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