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營商環境試點城市進入“6.0時代”

　　202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先后發布營商環境4.0版改革新政。

　　2020年10月底，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深圳6個城市被國務院確立為首批試點營商環境城市。

　　2022年初，首批試點營商環境城市陸續發布或計劃發布優化營商環境的6.0版政策。

　　1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上海市加強集成創新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提出195條任務舉措。

　　1月30日，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市商務局聯合發布《清理隱性壁壘優化消費營商環境實施方案》，聚焦4大方面51項改革任務。

　　2月14日，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2023年將“推出營商環境6.0版改革措施”。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廈門大學中國營商環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志端表示，過去的營商環境改革針對的是一些規定動作，比如“臉難看，門難進”問題、“一次性告知”等，就是營商環境4.0版本以前的事兒，也被稱為營商環境改革的上半場。

　　“進入5.0版本，也就是進入了營商環境改革的下半場?！痹S志端說。下半場就是到了啃硬骨頭，解決營商環境的深層次問題，也就是進入了營商環境改革的深水區；或者是與城市產業特色掛鉤，進行營商環境的定制化、個性化創新。

　　6.0版本“發力點集中”

　　首批營商環境試點城市發布的這些6.0版措施，相比過往的又有何不同？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楠迪揚表示，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調整為“乙類乙管”后，營商環境新政出臺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傳遞市場發展的積極信號，“你能不能給企業一個穩定的預期，增強信心的信號”。

　　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重大項目的開工或重啟。例如北京，2023年春節后的第一個上班周，北京市發改委即公開披露，2023年第一批共50個重大項目已集中開工，總投資約486億元，力保一季度投資開好局，發揮重大項目對北京市投資的支撐和帶動作用。

　　上海、重慶、廣州、深圳和杭州也均有類似重點項目安排計劃公布。

　　公開信息顯示，上海有191項，涉及總投資約1.7萬億元。其中，2023年內計劃新開工項目15項，建成項目26項，全年計劃完成投資超過2150億元，比2022年計劃數增長7.5%。

　　重慶有354個重大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3194億元；廣州有647個項目，年度計劃投資3588億元；深圳有841個，總投資約3.6萬億元，年度計劃投資2813.5億元；杭州有858個，計劃投資2060.9億元。

　　張楠迪揚介紹，因為這些重大項目，試點城市在營商環境新政的發力點也將全力保障解決項目推進，解決項目審批政務服務進程中的政策障礙、政策壁壘?？梢哉f，這個也是在經歷三年疫情之后的一個重點。

　　北京甚至直接將“清理隱性壁壘”作為政策文件的標題予以發布。

　　2023年是我國經濟復蘇的一個關鍵“時間窗”。張楠迪揚表示，相比此前的優化營商環境政策，今年有一個比較典型的變化，就是集中發力點非常明確。

　　國務院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放管服”改革協調小組特邀專家、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宋林霖表示，相比疫情前或期間出臺的一些營商環境政策或條例，“乙類乙管”階段營商環境政策實現了由環境適應型政策向發展促進型政策的轉變。因為在疫情期間，營商環境政策更多發揮“兜底功能”，主要聚焦企業的紓困解難、提振企業家信心。

　　如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于2022年12月5日印發的《北京市積極應對疫情影響助企紓困的若干措施》，提出了進一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和加力穩就業保民生4大項12小項的措施。

　　202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先后于3月、5月和9月出臺三次助企紓困措施，也被分別稱為上海助企紓困“21條”“50條”和“22條”。2023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出臺助企紓困措施。

　　宋林霖認為，概括而言，后疫情時代首批營商環境試點城市的營商環境政策概括起來說有三個特點，即系統性增強、創新性顯著和精準度提升。

　　以系統性增強為例。宋林霖介紹，這主要表現為更加關注政府治理的系統化集成改革，發揮營商環境的綜合性優勢。如上海今年發布的6.0版營商環境政策即明確提出，要構建線上線下全面融合的“泛在可及”服務體系、全面推行體系化服務企業模式，從政務環境、市場環境、公共服務、監管執法、法治環境等方面出發，著力強化集成創新。

　　6.0版的改革舉措需更精準

　　營商環境沒有最優，只有更優。對于首批營商環境試點城市而言，因為有了此前的改革基礎，也進入到了查漏補缺的6.0時代。

　　在對多地企業的調研過程中，有企業人士反映，這兩年來營商環境確實有較大改善，城市的營商環境總體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一些政府部門仍存在“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執法隨意性強、簡單粗暴”現象，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缺乏市場意識，觀念陳舊落后”，需要“開展突出問題專項整治”；一些地方的行政審批工作仍存在“前置審批手續繁瑣”問題，政府政務服務中的“招商中存在‘無序競爭’問題”。他們呼吁“提高政府服務企業的能力和水平”，以及“提高工作人員能力素質”“持續督查問責”“相關部門在媒體公開回復咨詢”。

　　許志端解釋，這就是一些城市在進入營商環境改革下半場所需要面對的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不再聚焦于表面的便利化，而是需要地方政府思考如何讓數據在底層打通。比如水電氣繳費，能不能讓企業、讓公眾不再交水費到一個部門，交電費又到一個部門，而是讓企業和公眾就一個端口就實現繳納這三樣費用？

　　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問題或將很快得到解決。

　　例如，《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在今年2月7日的杭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進行了第三次審議。按照“三審制”規定，《條例（草案）》即已進入了表決期，即將發布。

　　該《條例（草案）》對標國際標準提出建設要求，務求破解影響營商環境的痛點、難點問題。例如，在打破部門“信息壁壘”和“數據孤島”，加大電子簽章、電子證照的拓展應用和互通互認，便利企業跨區遷移，完善破產審判府院聯動機制等難點問題上，做出了更具體的規定等。

　　通過對企業訴求的了解和營商環境政策的接觸和觀察，振興國際智庫理事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志起對新京報新京智庫表示，大家對疫后的營商環境政策會有更多、更高的期待。

　　過去，營商環境改革的重點在于辦事效率是否得到提升，辦事成本是否降低，是否解決了一些工具層面的問題?，F在，企業更關注的是解決一些老大難的問題，如融資難、市場的公正待遇等?！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李志起說。

　　此外，李志起認為，營商環境的一些新措施也需更有利于企業向“專精特新”的方向發展，要進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環節，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領域；真正創造出一個改革“特區”，給企業家提供他們更加盼望的，急需的政策舉措。就此而言，“疫后推出的營商環境改革措施，需要滿足更高的要求，也要更加精準，而且及時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