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保護與檢察履職模式的探索與前瞻

　　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20年底部署開展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工作，整合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全方位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兩年多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取得積極成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方面，檢察機關如何進一步強化綜合履職，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亟須研究。為此，特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探討。

　　特邀嘉賓

　　馬一德  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

　　劉太宗  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主任

　　郭曉東  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問題一：新時代對知識產權檢察工作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劉太宗：為更好地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決策部署，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并在全國逐步推進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通過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統籌推進知識產權檢察工作，加大綜合司法保護力度。兩年多來，我們主要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效。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提升專業化水平。2022年3月，最高檢制發《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意見》，明確新時期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具體舉措。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29個省級檢察院成立了知識產權檢察部門，配備專業人員，開展綜合履職。二是突出檢察辦案，加大保護力度。過去兩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2.7萬人，較前兩年上升14.9%；辦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1481件，是前兩年的5.3倍；穩步探索知識產權領域支持起訴、公益訴訟等工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全方位服務創新驅動發展。三是聚焦重點領域，激勵創新創造。突出對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文化創意等新技術、新業態、新領域知識產權保護，依法打擊侵犯企業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兩年來，共起訴侵犯商業秘密犯罪220余人。推動數字檢察，構建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提升監督線索發現能力，懲治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維護國家種業安全，嚴厲打擊種業假冒偽劣套牌侵權違法犯罪。四是提煉辦案規則，加強業務指導。兩年間，最高檢制發了一批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指導性案例，編發了4批34件典型案例，各地檢察機關也積極編寫發布典型案例。加強辦案經驗總結，會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起草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正在制定知識產權檢察辦案指引和辦案意見，規范辦案程序，解決司法實踐疑難問題，提升工作的法治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指出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加快實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做好新時代知識產權檢察工作，我們必須從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述中充分汲取養分，深刻認識做好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充分認識到自身工作與中央要求、與高質量發展、與人民群眾需求之間還存在不小差距。例如，知識產權檢察機構專業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人員力量需要進一步加強，知識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一定程度還存在“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現象，需要進一步完善檢察工作機制，降低維權成本，提升維權效率；知識產權執法司法標準在有的案件中還不夠統一，需要持續加強跨部門協同保護和檢察監督。下一步，我們將持續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檢察集中統一履職，不斷提升綜合履職效能，著力破解知識產權保護領域難點問題，努力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以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現代化服務保障創新驅動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馬一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時代檢察機關盡職履責，積極推進知識產權檢察保護，取得顯著成效。最高人民檢察院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全國20多個省份成立了知識產權檢察部門，逐步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專門機構專人辦理，打破了以往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之間的工作壁壘，案件辦理的專業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同時，應當看到，知識產權檢察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痛點和難點問題亟須解決。例如，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分散，不同地域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水平不平衡，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困難，實踐中仍然存在“四多四少”的問題，即“現實發生多、實際處理少；行政部門處理多，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責少；查出具體實施的一般案犯多，深究幕后操作者少；適用緩刑多、判處實刑少”。

　　郭曉東：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2020年11月以來，山東省檢察機關有1件案件入選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3件案件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山東省檢察院被國家版權局授予“2021年度查處重大侵權盜版案件有功單位”榮譽稱號。山東省檢察院建立的《知識產權檢察白皮書》長效機制被最高檢推廣轉發全國。2022年，山東省檢察機關在總結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在全省全面推開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堅持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融合發展，努力打造“捕、訴、監、防、治”一體化綜合司法保護體系。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同比上升45.4%，辦理知識產權民事訴訟監督案件同比增加6.53倍，辦理知識產權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同比增加12.5倍，辦理知識產權公益訴訟案件同比增加14.8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程序違法監督和行政執行監督辦案數、刑事立案監督和民事執行監督辦案數均位居全國前列。

　　當前，知識產權檢察工作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一是專業能力有待提升。面對知識產權案件高科技化、智能化、產業化、鏈條化的趨勢，行刑交叉、刑民交叉甚至刑民行交叉的案件越來越多，在全面打通刑事、民事、行政等部門法，準確適用不同法律法規，滿足綜合司法保護需求方面還有差距。二是知識產權綜合履職模式還不健全。如何全面理解和把握綜合履職的內涵和外延，立足“四大檢察”各自特點和規律，形成有效工作機制，這方面工作開展還不足，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工作相對薄弱。

　　問題二：如何合理調整知識產權檢察辦案結構？

　　劉太宗：自開展知識產權檢察集中統一履職工作以來，各項職能履行更加充分，知識產權綜合保護質效得到明顯提升，服務保障創新驅動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進一步顯現。在保持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打擊力度的同時，辦理的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大幅增加，2021年同比增加了3倍，2022年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72.2%。各級檢察機關辦理了一批有影響的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例，例如，北京市檢察院提抗、最高檢抗訴的“蒙娜麗莎”商標行政糾紛案、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檢察院利用大數據模型監督糾正62件紡織花型著作權虛假訴訟案、廣東省檢察院抗訴的指某公司等與迅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等，切實維護了權利人的合法權利，促進了執法司法標準統一，也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彰顯了檢察機關在知識產權民事行政訴訟監督領域的作用。

　　客觀上看，知識產權檢察刑事案件與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數量還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綜合履職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夯實。下一步，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著手，持續推進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一是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加強專業化建設，推動各地因地制宜設立知識產權檢察部門或者專業化辦案組織，有機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構建協同保護體系，加強在信息共享、業務支撐、辦案協作、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深度協作。二是加強知識產權民事訴訟精準監督。深化精準監督理念，加強對知識產權民事生效裁判以及審判活動、執行活動監督，聚焦具有引領價值的典型案件提出抗訴，提升再審檢察建議質量，發揮對類案的指導作用。注重總結辦案規律，提煉辦案規則，推動類案監督和類案治理。三是加大知識產權行政訴訟監督力度。根據案件分布特點，加強對知識產權行政監督案件辦理重點地區檢察機關的指導。統籌推進對知識產權行政生效裁判以及審判活動、執行活動監督。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化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四是穩步探索知識產權領域公益訴訟。依托公益訴訟法定領域，探索知識產權領域公益訴訟。重點加強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相關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統籌保護涉及的食品藥品安全。聚焦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藝知識產權保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在涉知識產權案件中，刑事民事行政交叉情況較為常見，不僅關系到案件定性，也關系到證據采信、事實認定、程序先后等，對綜合履職要求高。例如，有的案件中權利方是否擁有相應的權利基礎、是否存在侵權行為存在爭議，影響對侵權事實、主觀故意、涉案金額等要素的認定，也影響對于案件性質究竟是民事侵權、行政違法還是刑事犯罪的判斷。辦理知識產權案件應把握以下幾點：一是秉持客觀公正理念。既要依法懲治涉知識產權犯罪，尤其是嚴厲打擊主要以侵犯知識產權為業的制假售假團伙和主犯，形成有力震懾；又要堅持罪刑法定和刑法謙抑性，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糾紛，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為行政處罰預留合理空間。二是夯實案件辦理基礎。辦理涉知識產權案件，要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尤其是權屬狀態和歷史爭議情況，準確認定權利人是否具有權利基礎，行為人是否具有合法抗辯事由，準確界分民事侵權、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三是完善行刑銜接機制。檢察機關對于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依法提出檢察意見、開展立案監督。對于不起訴案件，需要給予行政處罰的，強化反向銜接，及時移送行政機關處理，做好“后半篇文章”，防止處罰漏洞。

　　馬一德：在民事監督、行政監督中，相對于其他類別案件，知識產權檢察監督案件數量明顯偏低，辦案結構不平衡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專業能力發展不足。知識產權案件辦理的專業性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加強專業能力建設，過去法院不斷探索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辦理特點的司法審判權行使規則，在全國各地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法庭）以及全國統一的知識產權上訴法院，逐步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審理專門化、管轄集中化、程序集約化和人員專業化，有效破解知識產權審判實踐中的難題。與之相比，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的專業化改革偏慢，直接導致了對法院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難以深入，尤其對技術類案件，檢察機關還不具備直接判斷專業技術問題的能力，也未建立健全配套制度，法律監督只能依靠法院審判中形成的庭審筆錄、鑒定意見、技術調查意見等證據材料等進行判斷，很難獨立查明案件事實、進行深入監督。破解辦案結構不平衡的問題，根本上還是需要加強專業能力建設。

　　處理好民事侵權、行政執法以及刑事司法之間的關系，解決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困難的問題，需要加強司法與執法部門在不同層面的聯系：一是統一細化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標準，尤其是對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的構成要件、證據標準、移送材料形成統一認識，確保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應移盡移；二是完善與行政執法機關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力爭使平臺涵蓋執法動態、跟蹤監控、預警提示、輔助決策、案件移送和監督管理等職能，對相關案件進行全過程記錄，真正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無縫銜接；三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充分利用立案監督、偵查監督、檢察建議、糾正違法、查辦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等檢察監督手段，確保符合移送條件的案件順利移送至司法機關。

　　關于統一刑民裁判標準的問題，需要檢察機關與法院協同配合改革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制度，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案件“三審合一”改革，即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集中審理的審判機制，實現知識產權案件的統一審判、統一監督、統一解決。

　　郭曉東：2021年山東省檢察機關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占比分別為85.8%、11.88%、0.66%、1.65%，2022年占比分別為51.98%、33.29%、3.54%、11.19%，知識產權檢察辦案結構逐步優化。山東省檢察機關主要從以下三方面破解辦案結構不平衡的問題：一是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檢察融合履職，實現“面”的突破。最高檢下發《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試點工作的通知》后，山東省檢察機關迅速行動，2021年開展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工作試點范圍擴大到26個檢察院。2022年，山東省檢察院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開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工作的方案》，至此知識產權“四大檢察”融合履職在全省全面鋪開。二是堅持以辦案為中心，健全工作機制，打通“線”的壁壘。建立案件一體化審查保護機制，通過一體化審查，厘清圍繞知識產權產生爭議的民事、行政法律關系，準確認定知識產權產生的時間、權利內容和邊界，實現對犯罪的精準打擊；積極開展“一案四查”，通過審查刑事案件，發現民事、行政監督線索；通過梳理研判民事、行政類案，發現“以罰代刑”等刑事案件監督線索，或者發現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惡意訴訟線索；綜合運用權利人權利義務告知、認罪認罰從寬、訴前和解賠償等手段，實現對權利人刑事、民事綜合司法保護。三是加強專業化建設和人員配備，實現“質”的提升。山東省檢察院和全省16個地市檢察院都組建了知識產權辦案組織，專門從事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工作。通過深入研究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發展規律，挖掘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職的內在邏輯，堅持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通過辦案積累經驗、鍛煉隊伍。

　　準確把握民事侵權、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界限一直是實踐中的難題，可以運用融合履職的思維模式去破解。例如，山東省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涉嫌假冒注冊商標案件，商標侵權行為從商標審查異議期一直延續到商標準予注冊公告日之后，涉及經審查異議不成立準予注冊商標的使用行為。對此，運用融合履職的思維模式，堅持法的統一性原則，注重不同部門法對同一行為評價的一致性，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以構成民事侵權為前提，對于民法上合法的行為，不認定為犯罪。因此，在該案的處理上，我們以準予注冊公告日為界限對前后兩個時間段的行為分別予以評價：異議審查期間的使用行為，不構成犯罪，涉及民事侵權的，可以通過民事維權予以解決；準予注冊公告日后在同一種商品上的使用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在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程序上，一方面，深化行刑一體銜接機制，各級檢察機關主動加強與法院、公安、市場監管、版權、文化等部門聯系，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健全線索雙向移送機制，完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聯合開展業務研討和同堂培訓等，推進協同辦案。2022年，山東省檢察機關對72人達不到刑事案件起訴條件、符合行政違法情形的案件，及時移送行政執法部門處理，并對行政處罰結果持續跟進監督；對24件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線索，及時建議行政機關移送，并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另一方面，與山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省版權局簽訂《關于強化知識產權協同保護的實施意見》，從完善信息通報、專家咨詢、加強重大案件聯合督導督辦等15個方面細化工作措施，推進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形成知識產權協同保護長效機制。

　　在一體解決刑事責任追究和民事責任承擔問題上，一方面，探索刑民一體訴訟模式。對知識產權刑事被害人實行訴訟權利同步告知、實體權利一體保護。山東省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侵犯商業秘密案，通過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判決被告人賠償被害公司經濟損失480余萬元，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維權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推動刑民一體保護機制。山東省檢察院對知識產權訴前和解及賠償程序進行了規范，通過適用認罪認罰、當事人和解等，推進犯罪嫌疑人訴前民事賠償，保障權利人合法權益，解決權利人維權成本高、賠償低等問題。2022年，全省檢察機關共為知識產權權利人挽回經濟損失1.33億元，同比增長7倍多。

　　問題三：如何完善知識產權檢察履職模式？

　　劉太宗：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是指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以專業辦案團隊強化綜合司法保護，是檢察機關為更好地貫徹中央決策部署、落實知識產權強國戰略而開展的工作機制創新。開展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知識產權檢察履職過程需要加強綜合保護，注重整體辦案效果，客觀上要求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的協調互補，統籌聯動發力；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案件前沿性、交叉性、專業性問題多，尤其是對于涉及專利、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計算機軟件等技術類案件，要求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背景的檢察隊伍。

　　經過兩年探索，我們對于知識產權檢察工作規律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各地推進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要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對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根本要求，牢牢把握新時代新征程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歷史方位，主動承擔起新時代賦予檢察機關的更重政治責任、法治責任、檢察責任；要緊緊圍繞知識產權檢察法律監督理念、體系、方式、能力現代化，努力實現知識產權檢察機構、職能、人員、辦案理念、知識儲備和工作機制的有機整合、深度融合、協調發展，提升一體化履職效能，強化綜合司法保護。具體而言，需要重點把握好三個方面：

　　一是實現機構和職能的深度融合。開展綜合履職，以機構和職能的整合為基礎，將原本分散在各個部門的涉知識產權檢察職能，整合到一個部門或一個辦案組，每名檢察官都要履行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職能，不能僅僅在形式上實現整合，但依然各自履職、互不相干。檢察官在辦理涉知識產權案件中，要牢固樹立綜合履職理念，開展“一案四查”，同步審查是否涉刑事犯罪、民事侵權、行政違法和公益訴訟線索。

　　二是不斷夯實知識產權業務基礎。無論是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還是公益訴訟檢察業務，其共同的履職基礎在于“知識產權”。例如，對于侵犯商標權犯罪案件，需要查清被侵權商標是否系在我國有效注冊的商標，是否屬于應當予以撤銷、宣告無效的商標；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需要準確認定涉案對象是否屬于作品；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需要認定涉案技術信息、經營信息是否符合保密性、秘密性和價值性特征。

　　三是創新符合知識產權特點的辦案模式。辦理涉知識產權案件，需要根據案件特點，創新工作方式，完善工作機制。例如，在追訴犯罪的同時，通過開展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方式支持權利人追究侵權民事責任，降低維權成本。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加強釋法說理，推動侵權人積極賠償，提高追贓挽損比例。開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涉案企業合規，符合條件的及時啟動合規考察程序，用好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督促企業合規整改，出臺知識產權領域專項合規指引，實現“懲”和“治”的雙重效果。

　　馬一德：為提升辦案效率和專業能力，從短期來看，有必要先實現檢察機關內部職能和人才整合，實現刑事、行政、民事、公益訴訟“四檢合一”。根據各地情況不同，可因需而設、允許多種模式并存：對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較少，辦案力量相對薄弱，不具備成立獨立辦案部門的檢察機關，可以抽調辦理知識產權案件經驗較為豐富的人員成立半固定性質的知識產權案件辦理小組；在經濟較為發達、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較多的地區，可以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立獨立的知識產權部門，在高新技術開發區可以設立知識產權辦公室等派出機構，集中行使知識產權相關檢察職能。

　　盡管內部職能和司法隊伍整合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專業性不足的困境，卻難以在根本上解決問題。長期來看，應當考慮系統整合檢察專業力量，建立跨區域知識產權專門檢察院，對知識產權案件跨區域集中管轄。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對全國知識產權上訴案件進行法律監督的背景下，未來可考慮在省一級或跨省按照大區設立跨區域管轄的知識產權檢察院，跨區域進行法律監督，在內部可按照知識產權類別劃分科室，對口配置專業檢察人員。這樣既可以提高知識產權案件辦案專業化程度，也可以從制度上保證檢察官有時間、精力、能力對知識產權案件做到偵、捕、訴聯動和合一辦理，將案件辦細、辦好、辦精。

　　郭曉東：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對強化知識產權綜合司法保護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為此，山東省檢察機關正在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即知識產權案件一體化審查辦理、檢察一體化能動履職、橫向協同保護。

　　案件一體化審查辦理機制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建立“一案四查”“一案三評估”辦案機制，在案件辦理中同步審查是否涉刑事追訴、民事追責、行政違法、公益損害等情形，推動辦案理念深度融合和職能整合。二是依托大數據強化案件的全面審查監督。通過數據建模，梳理研判知識產權民事、行政類案，發現“以罰代刑”等刑事案件監督線索，或者發現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的行政違法、公益損害線索。三是強化證據體系的全方位審查。厘清圍繞知識產權產生爭議的民事、行政法律關系，實現對犯罪的精準打擊；準確區分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堅決防止以刑事案件名義插手民事糾紛，實現案件處理最佳效果。四是加強綜合司法保護。綜合運用權利人權利義務告知、認罪認罰從寬、訴前和解賠償等手段，實現對權利人刑事、民事綜合司法保護。

　　檢察一體化能動履職機制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加強縱向的上下級院聯動。充分利用省、市院大數據資源優勢，將發現的案件線索交下級院辦理，構建省市縣案件線索統一管理、辦案力量統一調配、辦案工作統一指揮、案件信息統一發布的一體化聯動辦案機制。二是加強案件請示匯報。將民事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中的新領域案件，層報省院把關，提高辦案質效。三是落實案件掛牌督辦機制。不僅選取有重大影響和典型意義的案件跟蹤督導，對長期未結案、可能存在證據和法律適用問題的案件也要分批次掛牌督辦，確保案件質量和效率。四是強化對下辦案指導。建立全省知識產權案件臺賬，定期分析數據特點，組織全省知識產權案件評查，交流經驗，取長補短。

　　橫向協同保護機制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落實相關規定，主動加強與公安、市場監管、版權、文化等部門聯系，開展相關聯合專項行動。二是落實行刑銜接工作機制，加強與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版權局等部門協作配合，以專項行動為契機，強化線索雙向移送和數據互聯互通，辦理一批行刑銜接典型案例。三是就案件集中管轄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創新機制，加強與法院的協作配合，通過專家論證、案例研討、座談討論等方式，與法院形成共識，推動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與法院“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相協調，一體解決刑事責任追究和民事責任承擔問題。四是聯合打造知識產權保護品牌，組織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專項活動，聯合相關行政部門和行業協會，對當地知名企業進行重點保護。

　　問題四：如何提升知識產權檢察履職能力？

　　劉太宗：知識產權案件類型多樣，專業性強，尤其在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計算機軟件等技術類案件中，通常涉及復雜技術事實的查明，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專業技術力量。為了應對知識產權案件的上述特點，檢察機關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協同構建研究智庫。例如，最高檢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知識產權檢察研究基地，對辦理的疑難復雜案件積極組織專家論證，聽取專家意見。北京、上海、山東等地檢察機關也加強與當地高校、研究機構合作，共同建設研究中心、合作平臺。二是建立技術輔助辦案機制。主要是技術調查官、特邀檢察官助理制度，我們推動北京、天津、廣東等地先行探索，在辦理疑難復雜技術類案件中已經有所運用，為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提供了重要參考。例如，北京市檢察院就聘請技術調查官輔助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制定工作辦法；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與天津市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就技術調查官參與檢察辦案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在辦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和專利行政監督案件中有所運用，幫助檢察官準確認定涉案技術事實；廣東省檢察機關已聘請38名特邀檢察官助理，省檢察院以及廣州、深圳等地均已完成特邀檢察官助理選聘工作。

　　下一步，將借鑒參考相關部門經驗做法，構建完善知識產權案件技術調查官、特邀檢察官助理、專家論證等一系列輔助辦案制度，健全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幫助解決專業技術難題。

　　馬一德：知識產權司法可能涉及各領域的專業技術問題，司法機關雖然可以進行針對性地人才篩選和培養，但不可能精通所有領域，縱觀國內外的知識產權司法制度，建立專業技術人員輔助辦案機制是通行做法。在此方面，檢察機關應重視并用好“外腦”，突破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的技術性難題。具體而言，可以在知識產權案件中重點試行“特邀檢察官助理參與辦案制度”，探索引入相關行業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員輔助檢察人員辦案，提供相關領域專業知識咨詢；在專業人才隊伍搭建中，可以由最高檢負責籌建，根據知識產權案件中常見的技術領域，在全國檢察機關征集技術咨詢專家，形成“全國檢察院專業技術人才庫”，在全國范圍內根據各地案件處理需要調配技術咨詢專家，為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郭曉東：2022年，山東省檢察機關與山東大學、齊魯工業大學等高校建立“民事行政檢察研究中心”等合作建設平臺，聘請知識產權專業教授、省市場監管局專家作為特邀檢察官助理。2023年，山東省檢察機關將繼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檢察案件專家咨詢制度、專家輔助人參與辦案制度、行政機關專業人員特聘檢察官助理機制，加強與省高級法院的溝通協作，推動實現技術調查人才庫共建共享。

　　為解決專業化辦案能力不足問題，山東省檢察機關堅持以專業辦案團隊強化綜合司法保護。一是推動專職人員配備到位。實現人員集中管理、集中辦公、集中辦案，專職從事知識產權檢察工作。二是加強業務培訓。加強對多發高發類案、疑難問題以及新類型案件的培訓，增進與其他省份交流學習。三是加強理論實務研究。與高校聯合開展課題研究，組織召開專家論證會、案件聽證會、學術研討會，推動市縣兩級院開展知識產權理論研究和實務調研，形成一批有質量的研究成果和調研報告。四是組織典型案例評選。指導辦理在司法理念上有糾偏、創新、進步和引領價值的典型案件，注重從辦理案件中探清相關領域中存在的普遍性、根本性問題，推動溯源治理。

　　問題五：如何以大數據賦能知識產權綜合司法保護？

　　劉太宗：深入推進數字檢察，開展大數據法律監督，對于知識產權檢察部門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意義，是拓寬民事行政監督線索來源的重要渠道，能夠最大化發揮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的優勢。我們須進一步提升大數據法律監督意識和能力，實現數字賦能、科技賦能、創新驅動，重點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擴展知識產權檢察監督數據源。大數據法律監督離不開海量數據。要多措并舉，不斷拓寬加深數據池。各地可依托本地政府大數據平臺、政法協作平臺，加強與知識產權執法司法機關溝通聯系，利用好社會開源數據庫，依法獲取司法裁判、行政處罰等數據，綜合運用稅務、工商等其他數據，按照其內在規律關聯分析、碰撞比對、深度挖掘，最大化實現數據價值。

　　二是提煉符合知識產權辦案特點的監督規則。大數據監督不是完全將監督交由機器或軟件，而是將檢察工作、法律監督的邏輯深植于計算機軟件，通過算法來實現人工不可能完成的計算量。因此，從日常辦案中提煉知識產權監督規則非常重要，是構建監督模型的基礎工作。

　　三是構建可復制可推廣的法律監督模型。按照知識產權檢察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辦案流程，建立思維導圖，將提煉的監督規則要求翻譯為軟件需求，進而轉化為機器可以識別的語言，最終建立大數據監督模型，并反復驗證、修改完善。

　　四是發掘培養法律加技術復合型人才。構建大數據監督模型，需要既懂專業又懂技術的人才，方能準確把握辦案需求和軟件算法的結合點。各地在人才庫建設中，應當注意發掘和培養法律加技術復合型人才。

　　馬一德：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大數據等新技術不僅帶來了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也為知識產權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新動能。數字技術在線索發現、類案監督等方面具有廣闊應用前景。例如，在犯罪追訴過程中，過去存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困難的問題，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案件數量大、涉及面廣、專業性強，有的以罰代刑，存在發現難、移送難、監督難的頑疾，如果構建政務司法數據共享平臺，通過深化執法司法信息互動，通過數據共享和算法對比在平臺上及時發現、研判線索，可以實現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精準監督和打擊；在類案監督中，有的案件從個案來看很難發現問題，如果對大量類似案件進行集中分析，可能發現非正常因素，通過對海量司法裁判數據按照當事人、主審法院、案件類型、賠償數額等檢索篩查，可以有效發現類案監督線索，提出檢察建議以及打擊司法腐敗。因此，未來應當大力發展數字檢察，借助大數據在知識產權領域實現法律監督模式變革，推動數據融通、開發可靠算法、保障系統安全，通過智能化系統發現案件線索、進行類案監督以及個案辦理輔助，及時發現打擊侵權行為，把檢察官從過去相對簡單、重復的勞動中解脫出來，不斷提升知識產權保護質效。

　　郭曉東：大數據賦能知識產權法律監督，對推動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山東省檢察機關正積極探索構建知識產權“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系統治理”的法律監督運行機制，并通過大數據賦能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一體化綜合司法保護：第一步，充分利用各地大數據平臺，深入開展數據分析，在線索摸排、案例研判、調查取證、成效跟蹤等多個環節全方位深化應用，建立知識產權集中統一履職大數據分析模塊，實現從個案辦理到數據建模。第二步，針對特定類型案件或事件，歸納有效特征，精準篩選類案線索，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監督。尤其是在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方面，依托大數據篩選批量維權重點案件線索，通過關鍵詞等要素進行比對，對同一類知識產權的批量維權案件開展訴訟監督，實現從數據建模到類案監督。第三步，及時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從源頭上規制行業亂象，實現從類案監督到訴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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