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涉及方方面面。我想講講營商環境這個比較軟、比較虛的東西,分享四個觀點,或謂四點思考。
對優化營商環境的意義進一步深化再認識,提高自覺性
要素是投入人類生產流通過程中,經過交易能創造出社會財富的資源。這就好比資金和資本的關系,那些能帶來剩余價值的資金,我們才把它叫作資本。所謂發展,就是要素優化配置以不斷實現增值收益的過程。高質量發展,也就意味著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產出,是全要素生產力的顯著提升。
對于要素的理解,我提出一個高度抽象的“兩分法”:一類是不可移動要素,另一類是可移動要素。不可移動的要素,主要就是跟自然物質環境相關聯的,如土地、區位、氣候、礦產、生態,等等?,F在的趨勢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在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當中,不可移動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下降,而相應可移動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斷上升??梢苿右?,有勞動力包括人才,還有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
一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毫無疑問要靠要素的全面豐富,但更要靠要素的優化配置。不可移動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已不是區域競爭制勝的決定性因素。盡可能汲取可移動要素“為我所用”,才是區域激烈競爭中最終勝出的一大法寶。
我們總是在講區域協調發展,這是總體的要求和長遠的導向。但再講“協調”,還得無可否認區域經濟的競爭是常態。這些可移動的要素,憑什么就到您這里來而不去別的地方?那就取決于您這里能否營造出一個一流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好的營商環境,意味著資金和成本的洼地,人家都愿意往您這兒投;好的營商環境,又意味著人才和事業的高地,人家都愿意在您這兒干。營商環境這個看起來再“軟”不過的東西,最后竟然成了區域發展中最硬的競爭實力?,F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都比較充分了,只有“君子求諸己”,老老實實地把自身的營商環境建設好、優化到位,才有希望在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比拼中脫穎而出、終成正果。
優化營商環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府和官員
我這里說的政府,是指廣義的政府,包括了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甚至是公共管理職能延伸到的事業單位,或謂整個上層建筑。我在跟蹤研究優化營商環境的過程中,發現經濟生活中確有市場主體發育不足、企業行為不規范等問題。但老話說:“人隨王法草隨風”,關鍵還在于“權力不可任性”。這些年來,對我們營商環境影響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又是哪些事情,更突出地影響到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信心?我感到是政策多變、合成謬誤;是聽風就是雨,唯上唯書不唯實;是內卷、“躺平”,是一刀切、運動式;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還有煩瑣哲學、帽子牌子滿天飛,文山會海和過度考核已經成了一種新的“公害”。優化營商環境,的確還是要政府多一些“刀口向內的真改革”。
當下優化營商環境的要害,還需要關注和解決“非經濟因素”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好壞,固然與經濟周期、產業結構、運行質量等經濟因子有關,但現在看來,非經濟因子的地位更突出,影響面更大。政府的方針政策和官員的思想作風,說起來和經濟本身似乎有一段距離,但其實聯系非常緊密,而且外溢影響特別大。連列寧都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更何況我們的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了。
營商環境的優化還要跟工商文明的進步聯系在一起
營商環境一大塊是基礎設施等硬環境,這一塊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投資和建設,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但制度和人文的軟環境呢,恐怕還有較大的差距。制度后面是制度文明,制度的落實也要靠人文環境。為什么大家總愛說“人人都是營商環境”呢?這是因為營商環境是和人文融為一體的有溫度的,可感知、可體驗的環境,不僅僅是建在地上的基礎設施和掛在墻上的規章制度。
有的地方把營商環境分解為行政、市場、政策、法治等多個方面,其中還有一個是人文環境。理論上可以做這樣的抽象,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幾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內在有機、渾然一體的。人文這個東西,似乎好像看不見、摸不著,但實際上它“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作用。所以,我也總愿意把人文經濟和民營經濟、生態經濟、“數智經濟”連在一起,說成是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四張金名片”。
我們這個國家,有著長達數千年的農耕文明,并曾在這個形態上雄踞世界之首。但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我們是大大地落后了。雖經洋務運動的努力,也曾追趕了一陣,但最大的進步,還是發生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短暫幾十年里。
無論是產業、科技還是工商文明,我們都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譬如精工精益、品質制造,工業化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不到位,那就難免會有些偷工減料、粗制濫造。更不要說像產權、契約、誠信、法治這一整套的東西,我們要想明白、做到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現在的挑戰在于:工業化尚未到位,數智化時代已然來臨;我們既要爭數智化的先,但也不能忘了補工業化的課。萬丈高樓平地起,認知和理念的大廈,同樣不能建立在沙灘上。
“堅持各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優化營商環境,要害是推進實現經濟活動中全部涉法主體權利、機會和規則的“三個平等”。這其實是黨的十八大的要求:“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要求:“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p>
貫徹“三個平等”的核心要求,首先要落實在公有和非公有不同的市場主體之上。其次“三個平等”要體現在不僅僅是名義宣傳上的,更重要的是在實際生活中的。最后“三個平等”要全方位覆蓋行政和市場“兩類主體”。只有不同所謂純粹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而無行政主體在監管層面遵循和管控的“平等”,或在特定交易中政府作為“準市場主體”參與的、基于合同契約同其他市場主體的“平等”,那“三個平等”的要求,恐怕也很難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完整的落實。至于行政和市場“兩類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如何達成全覆蓋的事實平等,那就要貫徹落實“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章》)”“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的精神,也即所有經濟領域中的涉法主體,都要自覺踐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基本法則。
?。ㄗ髡邽榍迦A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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