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我國國際稅收治理路徑探析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國際稅收規則加速變革。如何抓住各種機遇，推動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攀升，是我國參與國際稅收治理時需要研究和考慮的重點。本文通過分析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提出我國參與國際稅收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路徑建議。

　　一、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機遇

　　全球價值鏈體系是指全球范圍內商品設計、生產、儲備、流通、分配、交易、消費及輔助服務的各個環節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及相互關聯而形成的動態系統。推動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影響因素較多，可歸納為技術進步、經濟特征、政策環境三大層面的驅動因素。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這三方面的驅動因素發生較大變化，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為我國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從技術進步角度看，我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浪潮中把握了先機。當前，以工業機器人系統、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3D打印、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蓬勃發展并加速應用，全球化已從傳統的貿易一體化、生產一體化，演進到了數字化。在數字經濟革命的浪潮中，我國在多領域躋身全球前列，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當前，我國已建立起一系列具備全球性影響力的超大數字平臺，有效搭建全球貿易數字中樞，形成數據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有利于我們把握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動權。

　　從經濟特征角度看，我國的機遇來自完備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消費市場。從供給端分析，我國是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完備的國家，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的所有工業門類。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意味著我國產業鏈及供應鏈韌性高、抗風險能力強，可為全球市場提供便捷和通暢的生產與服務。從需求端分析，市場規模是影響全球價值鏈布局的重要因素。我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2023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71495億元，全國網上零售額154264億元，數字技術發展帶來網上零售需求的穩步增長，將持續助力我國內需市場的擴大。

　　從政策環境角度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落地，朋友圈逐步擴大。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高漲，諸如出口補貼、許可證限制等監管措施的出臺和非關稅壁壘的加劇，致使貿易摩擦總體激增。我國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國際合作平臺，推動了更大范圍的國際跨區域合作。截至2023年8月，我國已同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覆蓋我國83%的建交國。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程度明顯提升。

　　二、全球價值鏈重構給我國稅收帶來的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為導向，積極在推動全球稅收治理變革中展現中國稅務治理之智，有力促進了開放經濟下的跨國投資及貿易活動。但在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大背景下，我國在國際稅收領域仍面臨不少現實挑戰。

　　數字經濟發展帶來多重稅收挑戰。數字經濟的虛擬性、無形化、流動性及數據本身具有價值等特質，使得建立在傳統工業經濟形態上的國際稅收規則和國際稅收秩序出現不適應、不公平、不可持續等問題。一是難以在原有的國際稅收規則體系中找到數字經濟相應的征稅依據、征稅主體以及公平的數字經濟征稅制度。二是數字經濟企業的非本地運營及其過于激進的避稅行為，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跨境稅源分割失衡加劇，新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稅負不公問題加劇。三是在國際稅收領域，當前數字經濟國際稅收改革領域博弈激烈，英國、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單邊征稅先行”，以法律形式將數字服務稅納入本國稅法體系；聯合國主張通過在《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中增加“自動化數字服務”條款，以期在現有的國際稅收規則框架下解決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推動“雙支柱”改革方案，通過多邊合作應對數字經濟挑戰。這些構成了當前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稅收規則變革的現實圖景。作為在全球數字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稅收治理，為全球稅收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貢獻中國智慧。

　　助力跨境經營的稅收服務體系尚需完善。隨著全球經濟格局重塑，我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既有空間被壓縮，產業鏈鞏固、優化、升級面臨壓力。面對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的現實需求，當前助力境內企業跨境經營的稅收服務體系仍待完善。一是從目前我國簽訂的稅收協定、稅收安排、稅收協議上看，談簽范圍不夠廣泛，仍未覆蓋全部投資目標國，“走出去”企業的一些合理訴求和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充分保障，如部分境外項目無法享受股息預提所得稅優惠稅率、部分稅收協定沒有稅收饒讓條款等。二是隨著海外投資企業新項目、新業務的增多，產生的涉稅爭議事項產生較大變化，許多締結較早的稅收協定與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和國際稅收發展的新變化不相適應。三是目前我國制定的國別（地區）投資稅收指南，相較于跨境投資經營者的實際需求還存在一定提升完善空間。

　　參與全球稅收治理面臨困境。多國經濟持續下行，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全球稅收治理體系面臨更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中國參與全球稅收治理雖已取得階段性成效，但仍面臨現實困境。一是發達國家長期在國際稅收治理體系建設中處于主導地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更多體現發達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長期存在的諸如低效率濫用稅收優惠、轉讓定價可比物缺乏等問題得不到足夠關注和有效解決。二是雖然發展中國家的稅收話語權有所增加，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稅制體系和征管制度尚不健全，缺少高層次國際稅收人才，參與國際稅收協調和治理的能力與動力不足。三是我國在參與二十國集團（G20）和OECD主導的國際稅收規則制定中，代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努力尋找稅收利益的均衡點，為發展中國家發聲，但效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四是“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但參與主體范圍還有待進一步拓寬。

　　三、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中的稅收治理路徑

　　我國作為數字經濟強國、產需大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國，要全面預判國際稅收治理體系未來發展方向，把握國際稅收規則改革走向和實質，深度參與國際稅收治理，努力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在國際稅收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搭建數字化稅收治理體系，占據價值鏈布局先機。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稅收規則變革的本質，不僅是稅收領域規則和技術設計問題，更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與平衡。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需要深刻把握經濟數字化帶來的挑戰，積極應對經濟數字化國際稅收規則的變革。一是深度參與國際稅收秩序重塑，推動構建數字經濟全球稅收治理多邊共治模式，在后續“雙支柱”方案技術細節談判過程中，充分考慮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和企業利益訴求，提出中國主張，逐步實現從國際稅收規則被動參與者向主動制定者的轉變。二是對部分國家“單邊征稅先行”行為采取有效的應對之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共同應對“雙支柱”方案改革帶來的挑戰，打造公平、和諧的數字經濟征稅環境，推出數字經濟沖擊下應對跨區域貿易征稅問題的中國方案。三是在新舊國際稅收規則交替背景下，重視國內制度和國際稅改新規則的有效銜接，引導中國企業做好相關規劃與準備，更好應對國際稅收規則變革帶來的挑戰。四是全面持續提升數字化稅收治理能力，全面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強化跨境稅源數字監控，依托智慧稅務進一步提高國際稅收數字化水平。

　　加強稅收協定網絡建設，推動中國制造走出國門。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構建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適應新形勢，我國稅收改革的路徑及節奏也需要相機調整。一是改變過去以優惠政策引進外資的方式，朝著以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全球資源要素轉變，將工作重心進一步轉向打造具有國際吸引力的一流稅收營商環境。二是從“引進來”為主轉向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并重，從制造業開放為主向制造業和服務業開放并舉轉變，研究支持服務業開放的稅收新政策。三是加強我國稅收協定網絡體系建設，完善稅收協定條款內容，及時修訂不適應當前經濟形勢的條款，增訂能增強各方稅收利益一致性、協同性和高效性的內容條款。四是擴大稅收協定覆蓋范圍，為企業提供對外投資貿易涉稅爭端解決的法律制度支持，并充分利用MAP（相互協商程序）解決企業的涉稅爭議，降低我國“走出去”企業的時間和資金成本。

　　助力“一帶一路”合作，抵御價值鏈重構沖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國參與全球稅收治理提供了重大契機，也為我國推動建立一個全球公平和現代化的國際稅收體系搭建了平臺。一是深度參與國際稅收合作，積極開展多邊互助合作，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的輻射范圍，拓展國際稅收合作協商機制的深度和廣度。二是深入了解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國際稅收合作意愿，積極回應沿線國家的稅收征管合作需求，力所能及為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提供征管能力幫助，推動相關國家建立現代化國際稅收體系。三是創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稅收爭端解決機制，優化相互協商程序機制，進一步拓寬在學術、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深度，構建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四是進一步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務信息透明規范程度，在打擊國際逃避稅中維護自身稅收利益，保證國家間經貿、稅收政策溝通渠道暢通，穩定“一帶一路”區域多邊經貿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協調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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