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政府驅動營商環境優化研究——以貴陽為例

　　摘要

　　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通過數字政府打造營商軟環境高地是時代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對于西部地區，數字賦能可以彌補其與東部地區的營商環境差距。[方法/過程] 針對“數字政府如何驅動營商環境優化”的問題，本文嘗試從《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中提取4個分析維度，與世界銀行12個指標、國家發改委18個指標以及貴陽多個部門的資料相互統一，并進行研究探討。[結果 / 結論] 本文認為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數字化政務服務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并從主體保護、市場環境、政務服務和法治監管等4個方面，提出了數字政府建設驅動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的前景展望與解決方案。

　　編者薦語

　　數字政府是近些年來各地政府進行工作規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西部地區大多強調通過數字政府的建設帶動經濟，改善營商環境。但兩者之間究竟是否有明確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參考世界銀行與國家發改委的指標創新型地將其量化進行參考，具有可讀性。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數字中國，優化數字營商環境，釋放數字經濟潛力。繼《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對優化營商環境、完善營商評價體作出要求之后，2022年6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更進一步要求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助力優化營商環境。2002年開始，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對全球190個經濟體進行了評估與排名；2018年開始，國務院委托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中國營商環境報告》，對國內數十個主要城市進行“以評促改”，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通過數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效能，持續優化數字營商環境，也是我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意。關于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關系，學界現有研究實證案例較少，評價標準也不統一。本文參考世界銀行和國家發改委兩個指標體系，以貴州省會貴陽為案例，從4個維度總結該城市的經驗成效，探討數字政府如何驅動營商環境優化問題，以期為理論研究和實務部門提供參考。

　　研究述評

　　當前已有文獻對優化營商環境、建設數字政府研究評價較多，但是對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

　　數字政府

　　數字政府概念來自早期政務信息化領先的國家及其學者，達雷爾·韋斯特（Darrel West）和陳（CHEN）等先后對這一概念做出了解釋。我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對數字政府亦有論說，代表性的觀點包括：姜景等認為數字政府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便捷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決策科學化的全新政府運行模式，并從行政過程、價值內涵、政策演變等視角，對學界孟慶國、蔣敏娟、鮑靜、黃璜等提出的概念做出總結歸納；周文彰認為，數字政府是信息化、管理網絡化、辦公自動化、政務公開化和運行程序優化的政府；馬亮則認為，要以打造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為目標，廓清從電子政務到數字政府的發展向度；在地方數字政府實踐上，貴州“一云一網一平臺”、浙江“最多跑一次”等省級改革經驗得到了相關學者的關注，他們據此分別提出了數字政府建設的現狀、困境和對策，以及數字政府的技術構架與路徑設計。

　　營商環境

　　世界銀行從企業全生命周期的過程，將營商環境概念界定為企業從設立到注銷的一切環境之和。我國政府對營商環境做出的界定是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條件。近年來我國在世界銀行評估排名穩步提升，2019年位居第46位，2020年晉級第31位，反映了我國從理順體制機制上加強營商環境建設，并通過以此取得的優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與競爭。例如，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解放生產力和提高競爭力的手段，同年委托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中國營商環境報告》。2019年，國務院頒布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經濟體系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為目標。2021年11月25日，國務院印發了《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意見》，明確在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和深圳等 6 個發達城市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近年來，如何優化營商環境激起了學界熱烈討論。例如，魏淑艷和孫峰主要從投資角度提出營商環境概念，認為它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政策法規等多因素的有機系統。張國勇和婁成武則界定了軟環境和硬環境，其中軟環更多地被視為營商環境。闞春麗關注的營商環境是政策是否朝令夕改，政府權力是否被濫用，進而影響企業正常的投資經營。童有好更關心市場主體尤其是民企和小微企業是否被歧視，是否存在隱性的準入壁壘和融資難融資貴等難題，以此作為營商環境的重要尺度。李贊和劉學謙梳理了關系型、政策型和效率型3個階段的我國營商環境演化。靳婷婷和劉軍認為我國對外資的特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資企業進入門檻和參與競爭的創新意愿，優化營商環境應該國內外企業一視同仁，實行普惠性政策更有利于高質量內涵式發展。顯然，國家有關部門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在世界銀行指標的基礎上，新增了“本土化”指標，形成了國內迄今最為權威、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

　　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關系

　　英美等國“數字政府即平臺”的實踐，可提供以數字平臺為基礎的政府公共服務參考模式。近年來，我國“最多跑一次”“一網通辦”“不見面審批”等地方創新改革，促進了數字營商環境改革的交流互鑒，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主體所接受。邱澤奇認為，在數字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受一定規則制約下，這種政商環境中，完全數字化企業可以通過復雜的利益關聯構成和海量的數據規模效應，在追求效率過程中，不斷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和權益分配機制，有利于維系公平環境，進而實現有效率的公平。韓春暉研究表明，長期以來在相對封閉保守的中西部地區，其數字政府對營商環境的促進作用比東部地區更加明顯。因此，可以從側面來證明，數字政府建設于自身提升了效能、于公眾方便了辦事、于企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共同促進了營商環境的正向發展。上述研究廓清了營商環境、數字政府的概念及其發展脈絡，并從理論上表明數字政府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已經形成學界共識。然而，學術界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實證分析少，通常選取公開的政策文本進行歷史分析或截面比較，從宏觀上提出政策指導建議，缺乏務實性操作措施來促進我國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二是主要從單一學科或者從若干指標中的某一側面進行研究，對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關系的研究尚不完備，通過哪些維度指標來評估數字政府對營商環境的積極效果，目前還沒有統一標準；三是主要從全球、全國或省域層面研究，較少對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市級以下地區進行研究，而這些地方的機構直接面向企業和投資者，更亟需理論指導改善營商環境。因此，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回應。

　　案例分析

　　案例選擇

　　本文以貴陽作為優化營商環境的案例進行研究。一是由于貴陽是全國首個大數據綜試區——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的核心區，在探討數字政府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上具有政策先發優勢。二是貴陽地處中國西部，2022年1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的意見》，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賦予其探索數字經濟創新區新使命。三是貴陽大數據實踐做法在國內外較為知名，“跨省通辦”等模式受國務院通報表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分析維度

　　本文采取國際、國內公認的指標體系，結合貴陽文本資料進行評價分析。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有獲得電力、執行合同、保護中小投資者、跨境貿易、開辦企業、獲得信貸、納稅、辦理破產、辦理施工許可、登記財產、政府采購和勞動力市場監管等12個一級評價指標。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有18個一級評價指標，在世界銀行基礎上，增加了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包容普惠創新、獲得用水用氣、政務服務、市場監管和招標投標6個評價指標。本文的研究團隊成員長期以來或為地方政府做數字治理咨政研究，或曾在大數據管理部門工作。2022年年初，團隊成員參與起草了貴陽的《政府工作報告》，相關信息已公開發布。依據《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內容設定，將上述指標和資料歸納為主體保護、市場環境、政務服務和法治監管4個分析維度（表1）。

　　發展歷程

　　黨委和政府作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導者和執行主體，不論是倡導數字化等新技術應用，還是在軟環境建設方面始終居于關鍵主導地位，營商環境往往表現在“整體性政府”治理方式效度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自2015年發展大數據以來，貴陽市委和市政府依托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核心區建設，率先在數字政府建設暨大數據政用改革上邁開了步伐，保護市場主體、優化市場環境、提升政務服務、加強法治監管，有力地促進城市營商環境的向好轉變升級。中央到地方《政府工作報告》都在回顧過去一階段工作和展望下一階段任務，通常是反映政府發展理念思路的重要資料。從2015年至2022年貴陽《政府工作報告》來看：“大數據”出現333次，“數字”出現49次，且年度分布頻次總體均衡，反映了貴陽大數據及其數字政府建設（或大數據政用）一直放在了突出位置；“營商環境”出現18次，“放管服”出現10次，主要在近年高頻出現，這表明在國家引導下地方營商環境優化逐步被重視起來。通過文本分析，在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關系上，貴陽總體上呈現以下3個階段。

　?。?）2015—2017年：擁抱大數據時代打造城市“升級版” 以2015年貴陽舉辦首屆“數博會”為標志，貴陽在國內率先舉起了“大數據”的大旗，直至2017年“數博會”正式升級為國家級展會，并更名為“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親臨視察，肯定了“貴州發展大數據有道理”；李克強出席數博會發表講話，強調80%數據在政府手上，要深挖大數據“鉆石礦”；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國家部委和地方黨政領導、國內外專家學者、企業家親臨貴陽考察大數據，學習觀摩、投資興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等頭部企業先后入駐貴陽，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在貴陽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2016年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獲批建設，中央賦予了若干先行先試政策。貴陽以此為契機，在數字政府建設上，率先進行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推行大數據地方立法，打造“數據鐵籠”工程、“大數據扶貧”工程、“大數據民生”工程，開始釋放數據的政用、商用、民用價值。在營商環境氛圍上，貴陽對標上海自貿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調整和優化，包括公布清單事項4,074項，全面推行公共資源統一集中交易。

　?。?）2018—2019年：政府權力“減法”換市場活力“加法” 習近平總書記連續兩年致“數博會”賀信，強調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發展數字經濟。貴陽以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為遵循，實施大數據戰略行動，提出建設“中國數谷”。在數字政府建設上，強調提升行政效能，如政府數據開放水平排位在全國第一，政務系統100% 接入“云上貴州”平臺，“互聯網 + 政務服務”平臺成為2018年全國優秀案例。在營商環境建設上，貴陽強調招商引資，加強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強化基礎設施領域建設，建設12315智能服務平臺、開展“減證便民”行動，企業開辦審批通過“一網通辦”系統辦理1個工作日以內完成。

　?。?）2020年至今：“強省會”引領數字政府“貴人服務” 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使貴陽與全國其他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都面臨著極大壓力：既要穩增長，保證貴州省地區經濟發展總體上高于全國和西部平均水平、貴陽高于貴州全省水平；又要穩就業，保障“人間煙火”衣食安康，給眾多小微企業扶持。與此同時，以2019年國務院頒發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為標志，國家發展改革委給全國主要城市營商環境進行評估排名后，以“指揮棒”形式指引地方政府改革走向，要求解決如何優化市場結構、保證市場公正的問題。貴陽在數字政府建設方面，按貴州全省政府系統“效能提升年”部署要求，深化政務公開，全面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省、市、縣、鄉、村五級政務外網全聯通。在營商環境建設上，大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商事制度改革受國務院通報表揚，成為全國企業簡易注銷登記改革試點城市、中國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標桿城市，搭建“貴商易”企業綜合服務智能平臺，市場主體達到了57萬戶。

　　經驗成效

　　數字政府貫穿于貴陽市歷屆黨委和政府的施政理念，從聲勢浩大舉起大數據旗子、到大數據賦能實體經濟、再到“強省會”數字服務民生的三級轉型，相應地，營商環境取得了經驗成效，具體體現為市場主體得到保護，市場環境得到凈化，政務服務得到提升，法治監管得到加強。

　　主體保護之維：知識產權跨境電商與投資政策

　　主體保護通常包括獲得電力、執行合同、保護中小投資者、跨境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包容普惠創新等6個指標。當前，我國部分地方經濟發展過多依賴頭部企業，在主體保護上傾向于“圍著央企國企大企轉”。頭部企業或者先發企業較早進入市場，獲得政府扶持，掌握了資源及規則制定權，先天具有市場壟斷性，而上下游衍生企業和后進入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要邁入已經形成的市場門檻，難度較大。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民企頂住半邊天”“扶持中小微企業”等中央政策的要求下，貴陽在主體保護上是普惠性、無歧視的，無論大企業還是中小微企業，除了保障用電等“硬件”外，更多成效主要體現在知識產權、跨境貿易和投資政策保護上。一是尊重和保護知識創造。出臺《貴陽市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實施意見》并在政務網站公布，推進中國（貴陽）知識產權中心建設，成立了貴州全省首家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線上、線下同步辦理實現糾紛調解全覆蓋，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有力服務和支撐。二是推進跨境電商業務。通過網絡注冊申報，減少企業出口環節和程序，讓中小微企業通關成本進一步降低。2021年8 月，貴州首單跨境電商“9710”出口業務申報放行，標志著“黔貨出?！毙峦ǖ兰捌脚_建設實現新突破。三是惠企政策一鍵直達。企業登錄“貴商易”平臺，僅需錄入企業名稱和手機號碼，點擊“政策一鍵通”，系統運用大數據算法和AI語義分析，便可將申報政策名稱、政策匹配度、政策適用范圍、資金扶持額度和申報起止時間等信息反饋企業，讓企業第一時間獲取精準政策信息，實現了從“企業找政策”到“政策找企業”的轉變。

　　市場環境之維：企業開辦及電氣貸稅保障

　　長期以來，政府管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職能”定位，以及人民群眾普遍存在的“大政府－小社會”觀念，使人們很大程度上把政府當作“萬能型家長”予以過高期待，因此，往往將在營商環境建設上的不足歸咎于政府不努力，實際上在資源配置上需要發揮政府作用，更需要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兩個因素都要調動起來。從2020年全國營商環境評價看，貴陽營商環境整體表現“優秀”，但是18個評價指標少有指標靠前。例如，企業數量和質量的指標上跟國內其他省會城市還有差距，說明其仍受制于發展歷史、區域位置、基礎設施、財政收支等因素。市場環境通常包括開辦企業、獲得信貸、納稅、辦理破產和獲得用水用氣等5個指標，貴陽對此已經做出了努力，主要成效包括以下4個方面。一是新開辦企業效率大幅提升。通過“一網通辦”平臺對企業工商登記、公章刻制、發票申領、參保登記、公積金繳存登記、銀行開戶等多部門審批事項實行并聯辦理，企業開辦的平均用時縮短至1個工作日。二是水電氣報裝服務更高效。在獲得用水方面，辦理時限由2020年8個工作日優化縮短至0.5個工作日。在獲得用電方面，低壓電力接入工程實現行政“零審批”。在獲得用氣方面，從原有8個工作日縮短為平均5個工作日。三是獲得信貸更便捷。貴陽民營經濟服務平臺金融服務功能增強，企業可通過注冊貴商易APP，在貴商易平臺申請銀行貸款、融資擔保、創業投資等金融服務，幫助企業通過平臺獲得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務。四是納稅服務提檔升級。實現所有稅費種電子申報及90%的涉稅業務網上辦，有效提高電子稅務局辦理效率。2021年推行全流程電子退稅網上辦理后，實現最快13分鐘退稅到賬。

　　政務服務之維：便民利企提速增效

　　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提升政務服務水平是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最直接、有效的途徑。目前，從全國來看，數據來源基本上是由各領域基層采集點逐級向上匯集，但最終的歸集數據還沒有向基層完全開放或反饋，導致很多場景運用缺少數據支撐。大部分國垂、省垂系統仍未與政務服務網完全融通，各級各部門在政府信息化系統建設中存在各自為政、重復建設等情況，導致各級各部門系統平臺開發的技術標準和方式不統一，系統間兼容、互通、協同有障礙，數據資源獲取協調難度大，并且仍然存在信息壁壘和“信息孤島”現象。此外，“跨省通辦”中的各省標準口徑不一致，雖然數字化手段可以“跨省”，但是需要的資料各地不一定能“通辦”。然而，已經形成的共識是，從多個部門、多個窗口辦事，到互聯網“一個窗口”進出體現了政務流程和政務職責的優化重組，是數字政府建設、推進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方式。貴陽政務服務通常包括辦理施工許可、登記財產、政府采購和日常政務服務等4個指標。

　　一是政務服務更加便民利企。探索推行“網上辦、一次辦、同城辦、郵政辦”等便民利民新模式。實現了市、區、鄉、村四級政務服務事項全部接入貴州政務服務網，網上可辦率達100%，實現了“進一張網，辦全市事”。各級政務大廳分別設置“企業開辦”“工程建設項目審批”“醫療保險”“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不動產登記”“跨部門綜合業務”等“一窗式”綜合服務窗口，實現政務服務事項“一窗”分類受理比例達80%以上。在市政務大廳合理設置“跨省通辦”窗口，配備完善相關設備和專職人員，已與23個?。ㄗ灾螀^、直轄市）的63個市（州、盟）、188個區（市、縣）建立了“跨省通辦”合作關系，促進全國高頻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事項落地實施。二是辦理建筑許可環節時間縮減。2021年，制定出臺《貴陽市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是詳情單及流程圖2.0版（試行）》等一系列制度文件，一般社會投資項目審批總時限縮減至40個工作日以內，進一步提高為企業辦理建筑許可的工作效率。三是不動產登記全面提速。先后與210家銀行及分支機構開通線上受理預告抵押和一般抵押業務，與144家房開企業開通線上受理預告登記和轉移登記（商品房買賣）業務。登記、交易、稅務“三位一體”工作機制進一步健全。四是“容缺審批”改革探索推進。2020年7月，創新出臺推進行政審批事項容缺審批工作方案，建立貴陽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容缺審批后補制度。對行政審批事項中的次要要件、因疫情原因短時間不可獲得的要件實行容缺受理或容缺辦理，實現行政審批從“簡單受理”向“提前介入”、從“基本要件”向“具體要件”、從“審查結果”向“行政決定”3個轉變，有效地減少了辦事企業和群眾的跑腿次數。

　　法治監管之維：招標采購規范行政便利企業

　　法治監管通常包括勞動力市場監管、市場監管和招標投標3個指標，反映了法治監管的不僅是企業，也是政府自身。從無限政府縮小至有限政府，政府權力清單列出意味著規制自身“什么不能做、其他都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其他都不能做”的轉變，而企業負面清單則意味著“非禁即允”，以激發市場活力。當前，我國法治監管上還存在法律立改廢滯后于數字化應用的現實，例如，建筑工程類從規劃設計到施工監管再到竣工驗收涉及多個環節，上位法律對此已有規定，地方政府不能隨意合并縮減環節，即使數字化監管仍然無法突破線下必需流程，但在制度允許范圍內，貴陽已經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一是提升政府采購服務。貴陽政府采購全流程電子化，電子采購平臺實現了項目入場、采購信息公示、投標保證金在線繳納退還、交易證明書辦理等流程的線上辦理功能。規范開評標見證工作，采用現場見證、視頻見證相結合，強化開標、評標現場秩序管理。暢通網絡投訴渠道，簡化投訴程序，明確政府采購投訴處理決定反饋時限。二是升級招投標網速。推進數字證書互認，在貴州全省各級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注冊登記的近10萬家企業實現了一個地方注冊、數字證書全省互認共享。推行遠程異地評標，2017年與西藏交易中心、昆明交易中心實現了遠程異地評標。三是完善大數據法規。頒布了中國首部設區市層面大數據方面的地方性法規——《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貴陽的政府數據共享開放總體解決方案也成為國家推薦方案?！顿F陽市大數據安全管理條例》《貴陽市政府數據資源管理辦法》《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實施辦法》《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考核暫行辦法》等法規規章相繼施行，織密了法治監管體系。

　　機制與理論探討

　　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便利和思維更新，倒逼政府通過數字化手段提升效能以滿足群眾期待，客觀上促進了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帶來動力。本文以貴陽為案例，從主體保護、市場環境、政務服務和法治監管4個維度總結了該市的具體經驗措施。然而，站在貴陽放眼全國，不斷查漏補缺、優化完善的過程。如果說傳統的營商環境如招商優惠條件作為吸引企業“用腳投票”的重要考量，那么數字政府建設的可復制推廣性，從整體上反映了各地處在相對公平的起跑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在營商環境建設上的用功和精準入微水平。

　　歸結起來看，數字政府優化營商環境主要體現在 3 個方面。第一，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政府作為最強有力的數據資源支配者，已經建立了各類龐大的數據庫，涉及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數字政府的核心是數據資源對內交換共享、對外開放利用。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流通體現在打破條塊分割的“數據煙囪”；政府與市場的數據流通體現在數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通過釋放數據紅利，讓各類主體實現數據政用、商用、民用。對營商環境優化是低成本、高價值的經濟社會影響。第二，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政府信息化平臺共建、共享既是避免基礎項目重復建設、實現成本節約的需要，也是破除“數據孤島”“數據壁壘”“數據煙囪”、實現集約化使用的必然舉措。國務院多次部署建設全國統一政務平臺就是這個道理，目的是避免政出多門、標準不一、互不兼容，從硬件設施上對營商環境優化的統一保障。第三，數字化政務服務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數字政府的目標之一是提高自身工作效率，進而提升服務群眾的效能。全國各地都建設了政務服務大廳，城市中涉及市場主體的絕大多數事項都能通過手機APP等網絡設備方式解決，“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就能解決辦事事項，這是從服務上對營商環境優化最直觀、最現實的感受。

　　展望我國數字政府建設驅動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的前景，已有不同學者和城市管理者給出了多種方案，本文基于前述知識框架，建議從主體保護、市場環境、政務服務和法治監管4個方面持續發力。第一，在主體保護上。有學者看到我國區域層級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出了數字政府的整體性精準性思路，也有學者研究東莞市提出強化政府內部協同整合以解決“碎片化”問題，對貴陽這樣數字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營商環境建設進入深水區的城市亦有借鑒意義。建議在市委、市政府“強省會”工作領導小組架構下，營商環境指揮部牽頭抓總、協調各方，對標國際國內先進水平，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壯大本地市場主體數量和質量。要按照貴州省“貴人服務”品牌建設要求，組織各部門、各地區結合實際制定實施細則、流程指南，保護好市場主體及其投資者的權益。第二，在市場環境上。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為建設目標，以國家發展改革委評估為指揮棒以評促改促優，持續開展指標提升行動，對照國家營商環境評價導向，繼續對各個評價指標開展研判、制定舉措，逐項優化。圍繞“開辦企業”“辦理建筑許可”“登記財產”“獲得用水”等下滑指標和容缺審批執行情況，采用“四不兩直”的方式走訪實地進行暗訪、暗查，對發現問題及時轉辦交辦，督促相關責任單位加快整改，補齊短板。引入媒體監督，暴露相關單位部門為服務市場主體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快推進問題核查整改，使“惠企專窗”“好差評”、招商引資企業訴求得到解決。認真對待和處理企業反映的問題，及時回應市場關切，以破解營商環境“痛點、難點、堵點”問題倒逼整改提升。第三，在政務服務上。在營商環境的多個維度中，政務服務、政務公開、流程透明具有基礎性地位。從總體上講，2020年我國的在線服務指數已位列世界第9，達到較高水平。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關注行政審批的效率提升，例如，蘇州市推出“網上批、不見面、快遞送”，東莞市提出“流程最優、開辦最快、收費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群眾最方便”等措施。要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繼續深化簡政放權，大力優化政務服務，著力推進“減環節、減材料、減時限、降成本”，重點突破“全省通辦”“跨省通辦”“一網辦”“一窗辦”“一次辦”，不斷提升政務服務質效。第四，在法治監管上。以往各地畸形的政商關系，表現在政府各部門審批和企業主體謀求準入的“權力－利益”關系，對地區營商環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早在 2015 年中央就已下發文件，要求各地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要加強對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審查，持續做好政府部門權責清單、政務服務事項清單等動態管理工作，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內部上下層級之間的關系，持續為市場主體松綁鋪路，著力提升法治化營商環境水平。要全面推進“雙隨機，一公開”數字政府和營商環境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是監管全覆蓋常態化，大力推行“互聯網+監管”，提升監管智能化水平，探索創新對新產業、新業態等實行包容審慎監管。

　　結語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將數字政府與營商環境結合起來研究，探討其手段與目的、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嘗試從《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中提取4個分析維度，與世界銀行12個指標、國家發展改革委18個指標以及貴陽多個部門的資料相互統一，為該領域后續研究的變量選擇和信息收集提供方法。本文的實踐貢獻是展示了貴州省會貴陽的經驗做法，總體上講，拼地方保護、拼土地低價出讓、拼稅收優惠等“拼命三郎”式的傳統招商引資不可持續，但是通過數字政府打造營商軟環境高地仍然是大勢所趨，特別是西部地區數字賦能可以彌補與東部地區的營商環境差距，為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可能。本文可為我國城市遇到此類問題如何去解決，提供有益的方法和借鑒。

　　作者及其單位

　　石慶波，貴州民族大學社會學院，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多民族文化繁榮發展高端智庫，貴陽人文科技學院

　　黃其松，貴州民族大學社會學院，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多民族文化繁榮發展高端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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