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桂勇認為從輿論生態的角度來看，網絡自身也存在一個進化的過程。
10月16日，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發布《中國網絡社會心態報告（2014）》。
該報告以對包括專業技術人員（如大學教授、律師、醫生、記者、IT工程師）、商界精英與高資產人士（如私營企業主、企業CEO）、黨政軍體制內工作者（如公務員、軍人）和社會底層人士（如農民工、普通工人等）四大社會群體在內的1800名新浪微博用戶在2012年到2014年間所發微博為原始研究素材，分析了不同年齡段、不同地域、不同學歷的上述群體對包括反腐、房價、收入分配、環保、戶籍、醫療、食品安全、就業、教育、養老、民族、宗教等在內的12個議題的態度，較系統呈現了當前中國網絡的社會心態。
該報告部分內容發布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一些評論人士和網民希望更多了解報告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方法的確定、對微博言論可靠性的處理等問題。為此，澎湃新聞專訪了該研究項目負責人、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桂勇，以及項目執行組長、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鄭雯博士，請他們解答了相關疑問。
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12月，是國內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傳播與國家治理”為方向的研究機構。該中心期待社會各界對該報告提出更多批評和指正。
一、在社會情緒表達方面，微博與微信發揮的功能不同
澎湃新聞：為什么選擇微博作為觀察對象？
桂勇：我們沒有選擇博客作為觀察對象，一是因為博客互動性差一些，二是因為博客使用的人數相對較少。如果是研究網絡社會，那微博和微信更接近于網絡社會的形態，人際互動比較明顯。不過，到目前為止，微博還是一個比微信更合適的觀察對象，因為微博是開放的，而微信是封閉的，會給數據收集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另外，微信在本質上不是一個自我呈現的平臺，而是一個通訊平臺，而微博自我呈現的內容較多，為用戶創造網絡上的虛擬人格提供了更為理想的空間。
微博與微信的上述兩方面區別，使我們選擇了微博作為觀察對象。
澎湃新聞：微博、微信的民意表達各有什么側重點？
鄭雯：在社會情緒表達方面，微博與微信發揮的功能不太一樣，前者可概括為“弱表達”，后者可概括為“強動員”。微博是具有公開性質的社交媒體平臺，人們可在這個虛擬的公共空間中發出各種聲音，表達各種態度與情緒，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聲音僅停留在網絡上，且有很大概率不會引起太大反響。類似于QQ群、微信群這樣具有私密性的網絡工具則可能成為動員型網絡渠道，其情緒表達可能是線上線下一體化的。
微信有如下特點：私密性更強，信息主要在小圈子中流通；同質性高，更有利于群體意識的培育；更有可能提供集體行動的動員條件；微信小圈子中流傳的信息更加莫測。
當然，在網絡熱點的傳播上微信與微博也開始出現“協同”作用。比如，2014年的熱點事件在傳播上存在這樣一個現象，即在微信中流傳開來，在微博上引起熱議，最后由傳統媒體進行跟蹤報道。
二、如何測量微博用戶的態度與立場
澎湃新聞：1800個樣本用戶兩年間微博數據信息，是如何收集的，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鄭雯：我們用閱讀1800個樣本用戶近2年發表博文的方式，進行了資料收集與數據編碼。研究人員在閱讀被抽中的微博用戶所發表的全部博文之后，根據自己對博主的總體印象和博文中所顯現的蛛絲馬跡判斷此用戶對不同問題的看法與深層認識。
當然，我們的所有研究完全出于學術目的，絕對尊重和保障被研究對象的隱私，相關研究結果也以不同群體為單位，不會涉及到個人信息。即使是數據分析人員，也不會知道數據中的某個個案對應的是哪個網絡ID（身份）。
因為無法獲得微博用戶的整體抽樣框（這也是一般研究者在互聯網抽樣調查中面臨的一大問題），而我們研究的著眼點又是以職業為核心指標的不同社會群體的網絡心態，所以我們抽樣方案的第一步是確定職業。項目組在確定好具體職業種類后,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的搜索功能搜索相應的職業人群，并采用系統抽樣的方式從中確定最終的抽樣名單。為最大程度地確保樣本真正屬于相應職業群體，項目組要求編碼員在閱讀樣本的全部微博后對樣本的職業狀況作一總體判斷，如果出現編碼員實際判斷與名義上的職業類別不符的情況，則用備選樣本替代該樣本。
在數據收集工作中，一個關鍵問題是編碼員對樣本作出的判斷是否真實準確。與精心設計的線下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相比，互聯網數據可能面臨著更大的測量效度問題。由于語義學方面的障礙，用計算機抓取數據的方式在分析網絡態度與心態時，準確性不盡如人意。為兼顧成本和準確性，我們嘗試用抽樣調查加人工編碼的方式來解決網絡心態研究的數據收集問題。我們要求數據收集人員在讀完樣本全部微博、了解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后再判斷其具體態度。與數據抓取相比，這種辦法可能效度更高，對心態的描述可能更準確。
桂勇：與線下問卷調查相比，用這種方式收集數據可能也有一個優勢。線下的問卷調查往往是由研究者設計出訪問的問題框架，再由被訪者逐項回答。由于具體問題和問題選項都由研究者設計好，調查的結果實際上也被研究者部分定義好了。而網絡世界是自然地呈現，可以通過觀察某個ID在網上的整體自我呈現，再回過頭判斷這個ID的具體特征。研究者相當于使用了觀察法而不是面訪法來收集資料，這是比較有利的。
鄭雯：但網上調查要保證調查員是個很強的人，即做出這個判斷的人本身具有準確判斷的能力。為此，我們選拔了一批對網絡很熟悉，同時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很強的研究生來做數據收集工作。
澎湃新聞： 會不會出現不同的人讀同一個微博卻得出不同結論的情況？
鄭雯： 這是我們的調查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可信度如何保障？
我們花了很多心思在這個問題上，作了現有研究資源條件下的最大努力。首先，我們對怎樣判斷一個人的整體特征做了統一培訓；其次，我們對每一個指標怎樣判斷也做了仔細培訓，僅指標的說明就有2萬多字；第三，我們安排編碼員共同做了一部分個案，共同對多個ID進行編碼測試，看是否存在不同判斷，然后在編碼員存在分歧的地方反復討論分歧產生的原因，最終達成分析思路和判斷標準的一致。
三、基于互聯網的數據是否具有研究優勢？
澎湃新聞：你們覺得這個數據收集和研究方案能推廣到其他網絡研究中嗎？
桂勇：我個人認為，研究方案的設計不能僵化，因為具體的調查研究活動總處于不同的具體情境之中，很難說存在一個絕對通用的版本。
在討論具體的研究方法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討論研究活動本身的“經濟性”問題。只有放在“經濟性”這么一個前提下，我們才可能比較客觀地評估研究設計的質量問題。[page]
人類基于外部經驗的一切認知活動都應置于一個經濟的框架下來理解，調查研究活動自然也不例外。我個人的感覺是，社會研究專業人士之外的人群往往低估了社會研究活動的昂貴和實現特定研究目標所消耗成本的巨大。這樣，不僅僅是社會公眾，甚至包括政府機構和商業組織，都常常會對社會研究工作者抱有過高的期望。這么說不是為社會研究工作者做辯解，至少我個人對自己的研究也是覺得非常不滿意，是需要自我檢討的。在客觀上，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在給定的“社會研究活動非常昂貴”這么一個前提下，現有的研究活動在實際產出方面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經濟性。
如果放在經濟的框架下來討論社會研究，社會研究活動本身的進步實際上可以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第一條路徑是提高研究活動的“性價比”，使同樣的人力物力投入可以獲得更多的研究產出，或是同樣的研究產出所需人力物力投入有所下降；第二條道路是提高研究活動的質量，使整個研究的流程和技術都往“高精尖”方向前進。在具體社會研究實踐中，專業人士往往更傾向于第二條路徑，而基本忽視第一條途徑。從資料收集的角度來看，由于現有研究資源無法支撐過多的“高精尖”數據，專業研究者對第二條路徑的青睞可能造成部分研究為現有的資料和數據所限制，無法越雷池一步。這也是公眾對少量社會研究嗤之以鼻的原因之一。
這并不是說改進研究活動的質量不重要。把研究活動往“高精尖”的方向推進，應該是每個研究者的內在責任。但我個人猜想，也許存在著這么一條“熟悉”的曲線：在改進研究質量的早期，額外多付出一點成本就可能帶來質量的極大提升；隨著改進的不斷進行，當研究質量提升到某一個高度后，進一步提升研究質量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慢慢變得難以承受?？紤]到上述情況，改進研究質量的努力方向就不再是單純提升研究的“高精尖”水平，而是在提升研究的“高精尖”水平與所支付的成本之間尋找最合適的平衡點。
不同研究所找到的平衡點可能是不同的，這需要研究者本人的精心評估。對互聯網的調查研究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未來也許會出現相對公認的研究流程與方案，但不太可能存在絕對的標準方案。
澎湃新聞：那么，跟線下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相比，你們的研究方案有優勢嗎？
桂勇：正如我們在一篇論文中所指出的，在社會研究中，線下數據收集常采用的方案是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對被研究對象進行結構式訪問（如面訪或電話調查等）。這種做法的優點是獲得的信息比較全面，對調查結果的控制力也相對較強，但缺點是成本過高。
網絡數據存在非常明顯的缺陷，這些缺陷至少包括：第一，代表性可能不足，因為上網的人是特殊的，在網絡上留下足供分析的信息的人更是特殊的（多數人是“沉默的”）；第二，信息可靠性存疑，網絡上的信息可能是有誤的（如虛假信息），同時更是有偏的（如少數聲音被放大）；第三，信息不全、不系統。不過，網絡數據的優點是相比標準的社會調查，成本非常低。
網絡資料的另一個優勢是，可以部分突破現實調查中資料收集的方向與測量框架本身被研究者預先確定的弊病。網絡資料是被研究對象特征的自然呈現，且提供的信息相對完全。這一優勢在社會心態研究上特別明顯。
四、不能從網絡“輿情”的角度去理解網絡“民意”
澎湃新聞：您認為 “網絡民意”靠譜嗎？
桂勇：我個人觀察的結論是部分靠譜，部分不靠譜。
靠譜的是，大部分網民對很多問題都有清醒的認識和自己的思考，有時也會在網絡上表達出來。
部分不靠譜，是因為網絡上“三個消費”——消費政治、消費思想、消費人心——的現象并不少見。一些網絡熱點推手很多，派系嚴重，商業化味道濃厚。另一個原因是網絡上少數人的聲音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人們在互聯網上獲取信息、傳播信息以及進行網絡表達的成本很低，速度很快，這使網絡上更容易拉幫結派?；ヂ摼W降低了搜索同類人群的成本，促進了特定觀點人群集體認同的發展。這造成了“同類聚集效應”，即同一立場或同一議題關注者借助于互聯網集中起來，在相關問題上頻繁發聲，這樣規模不大的人群可以通過同時聚焦于同一議題、同一網絡事件而爆發出巨大的能量，造成浩蕩的聲勢，給人一種占據輿論主流的錯覺。
這意味著，不能從網絡“輿情”的角度去理解網絡“民意”。
在過去，“發聲”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權力；但在互聯網給每個人都提供了發聲條件的今天，發聲更多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權力。所以在很多網絡熱點中都存在“沉默的大多數”現象，大量的網絡用戶可能關心著相應問題，也在思考著相應問題并對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但不會就每個具體問題發表言論。
鄭雯：這也是我們以網絡用戶（而不是網絡事件和網絡現象）作為數據收集和研究分析單位的原因。以人為核心而不是以事件為核心，可能是我們的研究區別于其他一些研究的關鍵。
澎湃新聞：那您認為，互聯網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社會穩定？
桂勇：我們的一個總體判斷是，互聯網在促成抗議性集體行動的出現上具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是受限制的，不用過分擔心。正如我和合作者在一些文章中所指出的，社會運動爆發的基本機理并未被互聯網根本改變，互聯網不可能直接引發系統性大規模社會運動。需要其他社會條件的同時作用，才可能爆發社會運動。
當然，互聯網上信息快速流動、信息獲取與發送低成本等特征改變了社會運動的傳統動員機制，也改變了中國網民的觀念基礎，從而為新的集體行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比如，對特定問題具有共同意見的人被互聯網聚集在一起，由以利益聚合為中心的集體行動逐步轉向以議題聚合為中心的集體行動。再比如，信息通過互聯網傳播到更為廣泛的范圍，地方性的情緒更容易擴散成為超越地理界限的集體行動。
五、網絡民意要特別重視“沉默的大多數”
澎湃新聞：網絡真的充滿戾氣？你如何看待當前的網絡輿論生態？
桂勇： 從輿論生態的角度來看，網絡自身也存在一個進化的過程。以新浪微博為例，網絡權力結構正在走向多元分化。前幾年網絡輿論生態中的“單中心”現象——某個核心意見領袖一呼百應、應者云集——越來越少發生，普通網民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分化、分散的不同議題與不同人物上。
另外，通過對網絡世界的長期觀察，通過對真假相間的網絡信息的反復甄別，普通網民辨別是非的水平在提高，對事實與真相的需求在增長，由此也在整體上促進了網絡自身的糾偏能力。
一個總的態勢是，具有偏執傾向的極端派正成為少數派，而大多數人則顯得更為成熟和理性，同時也逐步成為網絡的中堅力量。冷靜客觀地看待問題、不為特定價值立場左右的“溫和中間派”人數所占比例較高。我們這次調查的結果是，完全遵循“就事論事”原則的樣本占總體的44.3%，大部分時候遵循“就事論事”原則的樣本占總體的52.3%。
所以，我認為，普通網民的理性與成熟為網絡生態的正?；峁┝丝赡?。引起那些沉默的理性思考者的共鳴、獲取他們的支持至關重要。
在30多年的飛速發展后，社會呈現出利益分化的格局，社會成員中也出現了多元聲音。信息技術的革命、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利益的分化和聲音的多元更為引人注目。不同利益就在那里，新的聲音也在那里，我們無法視而不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使不同利益、新的聲音真正融入到國家整體中，同舟共濟，凝聚共識，從而推動中國繼續往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