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來中外電子政務研究的比較分析

 

　　電子政務建設是近20年來的一種全球現象，進入21世紀，這一現象更加引人注目。[1]截至2011年，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無一例外地在建設電子政務。[2]雖然理論界尚未形成一個被普遍接受的電子政務定義，但這并不妨礙此領域研究的蓬勃發展。國際組織、政府機構、科研院所以及從事信息通信技術服務的企業紛紛投身其中，公開發表的文獻汗牛充棟。中外電子政務的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固然存在差異，可是電子政務“惠及所有人”的宗旨預示著中外電子政務不僅可以相互借鑒，而且具有共同的創新基礎。因此，全面把握、對比剖析中外電子政務的研究熱點及其發展脈絡，對于促進國內的理論研究及實踐創新意義重大。

 

 

 

　　本文基于文獻計量學理論，針對具有時間、語義和結構等多維度、半結構化的海量文獻繪制共詞網絡圖譜，使用的分析工具是Citespace。[3]這是一款用于分析并可視化科技文獻中出現的變化和趨勢的Java應用程序，支持漸進網絡分析。漸進網絡分析定義了在連續的時間分片上的一系列單個網絡快照。它尤其關注在隨時間發展的網絡演進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節點，即知識轉折點的候選節點。[4]

 

　　具體的分析步驟如下：首先，確定知識領域。本文將知識領域定義為國內外關于電子政務主題的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其引文，選擇上述文獻的關鍵詞作為分析單元。其次，獲取知識領域的文獻數據。再次，確定分析單元之間的關系，計算節點相似度，構建關系矩陣，并進行標準化處理；在此基礎上，將關系矩陣轉換成知識圖譜，并進行優化。本文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規范化文獻題錄載入Citespace軟件工具，設置時間切片參數為1，選取每個時間切片中被引次數最多的2%關鍵詞，選擇pathfinder算法，生成可視化的共詞網絡圖譜；中文文獻的共詞網絡圖譜選取節點204個，連線305條；外文文獻的共詞網絡圖譜選取節點302個，連線296條。最后，挖掘共詞網絡圖譜，進行關鍵詞共詞分析。共詞網絡圖譜客觀、科學、形象地呈現了憑主觀經驗難以獲取的電子政務領域的總體圖景、親緣關系和演化規律等，同時關鍵詞是文獻內容的縮影、學術觀點的凝練，展現了文獻作者的學術思想。本文的關鍵詞共詞分析主要用以揭示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及其發展脈絡。

 

 

　　本文分析的外文文獻來自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文文獻來自CNKI數據庫。

 

　　所有文獻的檢索時間跨度為2002年至2014年。選擇2014年作為比較分析的時間終點，是因為本研究的基本時間單位是年，而該年份是開展本研究之前最近的一個基本時間單位。選擇2002年作為比較分析的時間起點，出于以下考慮：

 

　　客觀上，發表于2002年之后的文獻具備可比性。當未設定時間參數，僅按照關鍵詞分別檢索文獻數據并繪制逐年的關鍵詞共詞網絡圖譜時，我們發現：國外2002年之前的研究主題零散，并不構成電子政務領域相對集中的研究熱點；而國內2001年之前的研究文獻寥寥無幾，2001年的428條文獻題錄中，絕大部分屬于新聞報道性文獻。故將2002作為比較研究的時間起點。

 

　　主觀上，我們認為2002年對于中外電子政務研究而言，均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在中國，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黨中央、國務院已經開始推動“三金工程”建設，但是2002年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發布了《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中辦發〔2002〕17號），這是官方文件第一次使用“電子政務”這個語匯。由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有現象，2002年成為電子政務研究文獻總量曲線上的時間拐點，此后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在國外，眾所周知1993年美國克林頓政府率先提出e-government并付諸于實施，但是其在全球普及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事情了。一個標志性事件發生在2002年，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署聯合美國公共行政學會發布了第一本全球電子政務發展報告——《電子政務對標分析：全球透視》（Benchmarking E-govern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外文文獻的檢索條件是：TS=（“e–government”）OR TS=（“egovernment”）OR TS=（“electronic-government”）OR TS=（“digitalgovernment”）；中文文獻的檢索條件為“主題=電子政務”，進行“跨庫檢索”。共檢索到外文文獻題錄12597條，中文文獻題錄28821條，每條題錄包括作者、機構、摘要、關鍵詞、發表年份、期（卷）及參考文獻等。數據檢索的操作日期為2015年1月7日。開展共詞網絡圖譜分析之前，我們手動清洗了所有文獻題錄的數據噪音，主要是刪除泛義詞，以避免影響分析結果。

 

 

 

　　分析中文文獻的共詞網絡圖譜，國內的研究也可大致劃分為四大主題（參見圖1），即圖1中右上角的信息技術與信息安全研究，右下角的信息化研究，左下角的電子政務工程管理研究，左上角的政府門戶網站研究?？傮w上看，呈現出三個特征：

 

圖1CNKI（2002－2014）電子政務研究的共詞網絡圖譜

 

　　第一是國內理論界從信息化建設的宏大視野下研究電子政務。細究其原因，大致是與中辦發〔2002〕17號文件中提出的“把電子政務建設作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信息化工作的重點，政府先行，帶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不無關系。立足學理，國內有關政務信息化、政府信息化、電子政務的概念范疇始終模糊不清，甚至在國際話語體系下，中外之間在這些術語上產生了交流和理解的歧義。

 

　　第二是“信息中心”“信息化辦公室”“信息辦”等作為高頻詞在多數年份中出現，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電子政務建設乃至信息化建設的組織建構問題，與國外普遍實施的CIO（ChiefInformation Officer）制度存在差異。樂觀地看，國內理論界意識到組織是電子政務發展中重要的影響因素，如何建構即考慮歷史軌跡又綜合現實需求的中國推進電子政務的組織體系，是個普遍關注的研究熱點。

 

　　第三是國內的理論研究追逐業界、政界的概念熱點，“數字證書”“內網”“外網”“物聯網”“云計算”“服務型政府”“信息公開”“網絡輿情”“網絡反腐”等高頻詞的先后出現均能佐證。一方面，這是理論實踐相結合的喜象；另一方面，這說明對于電子政務建設領域的基本問題，例如用戶需求、信息能力等缺乏長期持續的跟蹤研究。

 

 

　　分析外文文獻的共詞網絡圖譜，國外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大主題（參見圖2），分別為右上角的數字治理研究，右下角的模型架構研究，左下角的信息技術及信息安全研究，左上角的政府門戶網站研究?？傮w上看，呈現出三個特征：

 

圖2Web of science（2002－2014）電子政務研究的共詞網絡圖譜

 

　　第一是國外的理論界更加關心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式視角下的電子政務研究，關注電子政務對民主（democracy）、參與（participation）、歧視（bias）、倫理（ethics），對社區（community）、組織（organization）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的術語——消費（consumption）也被用于研究電子政務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國外電子政務研究的方法論是基于政治經濟學的。

 

　　第二是圖中的右下角“模型”（model）、“架構”（framework）等是高頻詞，這說明國外的理論界更加重視電子政務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研究。他們習慣從政府門戶網站可用性、政務流程整合度、公民信任等視角建構電子政務的發展演化模型；立足政府“績效”（performance）等視角開展電子政務建設的頂層設計，美國實施的“聯邦政府組織架構”（FederalEnterprise Architecture，FEA）及2007年的修訂版，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實施的“組織架構”（EnterpriseArchitecture，EA）均設計了包括政府部門的數據、技術和服務等參考模型用以引導電子政務實踐，這些均是理論成果在實踐中的最佳演繹。

 

　　第三是圖中“用戶接受”（user acceptance）等是高頻詞，這說明國外的理論界更加重視用戶體驗研究。其中，基于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 Planned Behavior）、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 Model）以及社會認知理論（SocialCognitive Theory）廣泛開展的在線公共服務接受度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當我們對比國內外共詞網絡圖譜時發現，政府門戶網站、信息技術及信息安全是中外共同關注的研究主題。但如果進一步查證其中的關鍵詞頻次，還能發現在同一研究主題下，國內外的研究視角存在明顯差異。

 

　　政府門戶網站作為一個永不關閉的“政府窗口”，自然成為國內外共同關注的熱點主題。與國內的研究一樣，信息公開（國外共詞網絡圖譜中的關鍵詞open government）、在線服務（國外共詞網絡圖譜中的關鍵詞e-government services，e-administration）、政民互動（國外共詞網絡圖譜中的關鍵詞e-participation）也是國外給政府門戶網站的功能定位。然而，國外研究多側重研究如何改善基于門戶網站的公共服務，并且尤其關注中國（China）、印度（India）、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實踐；國內研究則集中于如何開展政府上網和業務協同等建設。

 

　　國外政府門戶網站主題下有兩個議題值得我們關注。一個議題是政府門戶網站的可接入性研究，在有些文獻中也被稱為是可訪問性研究。由于電子政務具有技術屬性，其技術的友好、簡易和便捷等因素往往影響基于門戶網站的信息公開、在線服務和公共參與的可接入性，同時通過不同用戶群的訪問行為特征的跟蹤分析能獲取用戶對門戶網站的真實評價，故此這是一個具有科學價值的研究議題。當然，更深層次的可接入性問題是數字鴻溝問題，本質上這是互聯網接入公平和信息能力教育公平的難題。另一個議題是基于門戶網站的在線公共服務的優先順序問題。門戶網站的空間資源是有限的，那么如何對已經存在的在線公共服務“做減法”、如何安排在線公共服務的優先級成為關鍵。立足于供給或是立足于需求，往往會產生公共服務優先順序的巨大反差。同時，對于不同用戶群而言，公共服務需求的優先級大相徑庭。這些因素均導致這是一個具有公共行政屬性的難點議題。

 

　　信息技術及信息安全是另一個國內外共同關注的熱點主題。但是國外學者從技術史等角度研究信息技術對政府變革乃至公共行政的深遠影響。國內的技術研究多是停留在應用層面，關注對各種解決方案的討論。信息安全是始終困擾著國內外的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議題。雖然信息安全已經不是新問題，然而如今，信息安全已經上升到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社會安全并列的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國內現有研究沿著“數字證書”、“隔離”等關鍵詞展開，然而信息安全問題不僅是個技術問題，它是一個管理問題，更是一個制度問題。在國外的共詞網絡圖譜中，安全（“security”）是相對獨立的研究議題，表現為共引線非常少。

 

 

 

　　分析國內共詞時間分布圖（參見圖3）發現，國內電子政務研究在2004年出現一次變化，即從關注工程問題向研究政務問題轉變。此前，“政府上網工程”“政府信息化建設”“辦公自動化”“基礎設施”“門戶網”始終是共引率高的關鍵詞。之后，“行政許可”“社會管理”“服務型政府”“公眾滿意度”“公共服務”“公眾參與”“公共管理”等公共行政術語開始進入視野。而2012年似乎蘊含著新的變化跡象，在這一年中“智慧城市”“電子治理”等更寬范疇的關鍵詞開始出現。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否構成新的轉折點尚需未來文獻數據進一步檢驗。

 

圖3CNKI（2002－2014）電子政務研究共詞的時區視圖

 

　　這種變化表明，工程思維、技術論者在中國電子政務研究的早期占據壟斷地位，這是“重電子、輕政務”的實踐誤區在理論研究領域的映射。而隨著研究者對實踐困境的反思，逐步開始從政務問題切入尋求路徑突破。很顯然，實踐中的電子政務并非是一個由政府門戶、業務系統、政務網絡等所構成的技術應用系統。事實上，政府門戶網站所體現的政府對整個社會信息需求的導向作用，早已經超出了政府部門的邊界；業務系統作為政府決策的信息支持系統，使政府間跨部門協作成為電子政務的核心組成部分，部門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政務網絡作為保持政務高效安全運行和廣泛覆蓋的基礎，其自然必須符合成本收益的原則，保證行政效率隨著技術進步和公務員的技能提高而上升。實踐中的電子政務接受的是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擴大民主參與、改善政府服務、強化績效考核、規范政府活動，等等。故此，這種變化表明研究熱點回歸到電子政務實踐的本質上，這是令人欣喜的變化。

 

　　但是我們也發現，無論是關注工程問題，還是研究政務問題，均缺乏對“元問題”的探索?，F有研究成果普遍停留在對實踐現象的分析與解讀、梳理與歸納上。投身于電子政務實踐去觀察、解剖現象固然重要，但電子政務研究更需要的是從中提煉出真正的科學問題，在此基礎上解決問題、建構理論。元問題的探索必須引起各界的足夠重視，這里所指的元問題包括有關電子政務本質屬性的本體論問題，有關電子政務的知識來源、產生機制和知識結構的認識論問題，以及有關對電子政務理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進行檢驗并將其應用于實踐的方法論問題。例如：電子政務的本質屬性是什么？電子政務是技術、科學，還是行政、藝術？電子政務是一種公共行政的新范式？電子政務研究是經驗性的，還是規范性的？電子政務研究是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電子政務的理論基礎是什么？理論邊界是什么？電子政務理論是具有普遍適應性的，還是建立在國別差異基礎上的？電子政務的知識結構是什么？建立電子政務知識體系的方法是什么？從實踐經驗到抽象理論的邏輯過程是什么？如何檢驗理論？如何應用理論指導實踐？當然，元問題也許沒有最后的統一結論，恰恰是思想爭鳴能夠破除迷信權威的心理慣性，促使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同時，元問題也并不可能在短期內依靠幾篇重量級論文的面世就能得以解決，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電子政務學者前赴后繼地反思，恰恰是這一反思的過程，推動著電子政務的繼續前行。

 

 

　　分析國外共詞時間分布圖（參見圖4）發現，國外電子政務研究在2005年出現一次變化，即從研究政務問題向探索模型架構轉變。此前，“治理”（governance）、“民主”（democracy）等是共引率高的關鍵詞。2005年“模型”（model）、“架構”（framework）出現后，“信任”（trust）、“采納”（adoption）、“接受”（acceptance）、“滿意”（satisfaction）、“可訪問性”（accessibility）、“可用性”（usability）等成為模型架構探索中共引率高的關鍵詞。甚至有學者指出，電子政務仍是“設計的十年”。[5]

 

圖4Web of Science（2002－2014）電子政務研究共詞的時區視圖

 

　　這種變化說明，電子政務不僅僅在執行公共服務上具備先進性，而且在派生更好的公共服務方面具有可能性。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務可以伴隨著技術手段在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之間隨需而動，信息通信技術變遷同時推動了組織變遷和公民社會變遷，并共同導致公共部門的重新整合以及基于需求的整體主義（needs-basedholism），孕育和催生了聯合政府（joined-upgovernment）、整體政府（thewhole-of-government）和聯合治理（joined-upgovernance）。一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運動已經死亡，而電子政務倡導的數字化時代的治理將基業常青”[6]。

 

　　與國內關注應用研究相比，國外更側重理論探索。但是我們也發現，無論是研究模型建構，還是研究框架設計，均缺乏對“范式”的思考。“電子政務是否取代或超越了其他公共行政改革的實踐”是一個難題。要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回到庫恩的范式論立場。庫恩認為，范式轉換必須滿足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是，新的候選范式必須看似能夠解決一些廣為人知的未解決的和通常被認為不能以其他方式解決的問題。二是，新范式必須承諾保留相當大的通過舊范式所獲取的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如果我們認同電子政務所倡導的信息社會治理已經來臨，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的出現？或者僅僅是“新瓶裝舊酒”，作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組成部分。無論最終的結論是什么，如果不立足范式的立場，我們研究電子政務仍然會處于“萬花筒”的狀態，或者說如同“盲人摸象”一樣，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公認的假設和定義、可通約的概念和邏輯，更無法達成共識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建議，總是不斷地忙于修補自身的缺陷和應對來自不同學科的攻擊和指責之中，處于一種“死馬當作活馬醫”的狀態。

 

 

　　文獻計量學方法幫助我們客觀、全面把握了中外電子政務研究的主題脈絡及其變化規律，數據分析呈現出的歷史迫使我們思考電子政務研究的未來進路。

 

 

　　構建公共行政學科視域下的電子政務理論體系勢在必行，這對于處在加速轉型期的中國行政改革更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從事電子政務研究的人員普遍存在身份認同的困境，缺少與人文社會研究主流學科話語之間的溝通平臺。梳理本文用于計量分析的所有文獻，它們首發在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傳播學、圖書情報與文獻學等各學科領域的核心期刊及重要會議上，就像是散落在干草堆里的繡花針。細察國家社科基金歷年的項目指南，也不難發現同樣的結論，電子政務的相關研究議題同樣零星出現在各學科目錄下。再觀研究人員的機構歸屬，他們有的屬于信息管理學院，有的屬于信息中心，有的屬于管理學院，有的屬于行政學院，有的屬于文法學院，有的屬于政府管理學院，有的屬于商學院，有的屬于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有的屬于經濟與管理學院，電子政務的研究人員普遍存在著“身份危機”。樂觀地看，這有利于電子政務的跨學科交叉創新，但長遠地看，這不利于電子政務規范化理論體系的開創。

 

　　電子政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也不完全是一個信息系統工程問題，本質上看，電子政務完全是政府組織的公共行政問題，就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強調的那樣[7]，信息通信技術作用的充分發揮要求適當增加“引致性投資”（inducedinvestment），比如適當的應用技能和組織變遷、新戰略、新的流程和新的組織結構，甚至是新的組織文化。電子政務是具有極強實踐性的領域，推行電子政務最初表現為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但是，隨著電子政務的運行和發展，電子政務就逐步必須表現為，通過法定程序，以公民服務為宗旨，更好地體現公民意志，優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切實增強服務型政府的責任。[8]從這個意義上看，必需構建公共行政學科視域下的電子政務理論規范化體系指導電子政務實踐，必須警惕工程思維、技術主義甚囂塵上的傾向誤導電子政務實踐。

 

　　每個國家置身于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之中，每個國家的政府根據迥異的歷史觀、價值觀制定發展的路線圖，具有悠久歷史和現代氣息的中國也不例外。對于處在加速轉型期的中國行政改革而言，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術具有“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加之其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廣泛應用成為一種廣義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所面臨的需求是一個無窮集；另一方面，基于網絡的政府治理制度，帶給政府質的變化，這就是公共產出的邊際成本遞減，這給我們帶來傳統制度、理論和政策無法解釋的難題。

 

　　當我們將推行電子政務解讀為“政府部門自覺適應信息通信技術變革實現行政管理創新的過程”時，電子政務理論工作者不僅需要研究如何將信息通信技術應用于政府和公共事務中處理問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政府如何建立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相應地，公共行政學科視域下的電子政務理論體系必須回答信息社會中政府邊界、政府結構、政府運行機制以及政府公共關系等系列基本問題。

 

　　互聯網Ｗeb3.0時代的電子政務，被稱為是“漫無邊際的網絡”（endlesswire）。誠然，電子政務不能等同于技術和行政的簡單疊加，但是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普及應用的確正在對電子政務的應用實踐及理論研究的未來走向產生著重要影響。敏銳地感知技術創新對公共行政的影響，是從事電子政務研究的學者的必修課。在快速發展的信息通信技術面前，電子政務正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要推動其實踐發展，我們會面臨一些現實難題。例如，政府部門在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是否會導致出現信息分化？如何妥善解決行政機關之間的相互推諉和“免費搭車者”（freerider）行為？國際社會倡導的“電子包容”（e-inclusion）、“電子治理”（e-governance）是否將成為中國地方政府面向公共服務電子政務建設的方向？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將導致什么樣的制度變遷？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電子政務必須采用科學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從描述性研究走向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相結合，從實證研究走向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在考察國外文獻普遍所采用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我們強調三種方法：

 

　　一是進行結構歸納。我們可以借鑒在數理邏輯、計算機科學常用的數學歸納法，對已經呈現的在線公共服務進行結構歸納。從數理邏輯的角度看，結構歸納法等價于良序定理，它可以界定公共服務的集合以及它們的子集。以在線公共服務為例，用戶瀏覽、點擊和頁面訪問量以及下載的統計，可以清晰地反映公民的需要偏好，從而界定在線公共服務的最佳分布和結構，確定在線公共服務的優先次序。并且，可以根據在線公共服務最佳的成本收益比，形成在線公共服務體系目錄，評價在線公共服務的績效，甚至可以確定哪些公共服務可以社會化。

 

　　二是開展情景分析。情景分析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用于彌補專家估價缺陷的常用方法。以在線公共服務為例，針對中國已經出現的在線公共服務，截取在線公共服務的用戶界面相關數據（橫截面數據），比如界面設計、導航、查詢和檢索、信息質量和數量等；并對這些數據進行模擬分析；再將模擬分析的結果與現實的抽樣調查結果進行對比，篩選哪些在線公共服務是社會需要的公共服務；在此基礎上，提出在線公共服務應該實現的階段性目標和現實可能性。而從當前國情看，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市場監管、公共事業定價、城市開發和社區管理、環境保護、維護社會正義和體現社會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是尤為迫切的評估領域。

 

　　三是開展面板數據分析。得益于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面板數據分析日益運用于經濟社會活動的估價、檢驗和預測。以在線公共服務為例，通過在線性回歸的框架內處理面板數據，采用多元推斷的一系列工具變量，剔除偽相關變量，建立看似不相關變量的回歸模型，分析在線公共服務中的固定效應、隨機效應和不可觀測效應。確立不同的時間截面，選取面板，分析不同層級的在線公共服務的經濟社會效應。特別是，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以及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均等化等公共服務，有必要優先采用微觀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進行研究。

 

　　總之，電子政務研究不存在單一的、具備明顯優勢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是闡釋主義的、理性主義的、經驗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后實證主義的，甚至可能是后現代主義的。在構建公共行政學科視域下電子政務的理論體系、處理一系列信息社會中政府治理的論題時，所有的科學方法都必須得以利用，而且彼此之間不能分離。研究方法的選擇是相互競爭的，不是相互替代的，也不存在排他性，這主要取決于所研究的問題。最為重要的是，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問題所產生的結果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

 

 

　　[1]Jaeger P T, Thompson K M. E-Governmentaround the World: Lesson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GovernmentInformation Quarterly, 2003, 20 (4): 389-394.

 

　　[2]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 e-Government Survey 2012: E-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R]. United Nations,New York, 2012.

 

　　[3]Chen C M.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57(3): 359-377.

 

　　[4]Chen C M, Song I Y, Yuan X J, et al.The Thematic and Citation Landscape of Data and KnowledgeEngineering(1985-2007)[J]. Data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2008, 67(2):234-259.

 

　　[5]Fedorowicz J, Dias M A.ADecade of Design i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J].Government InformationQuarterly. 2010, 27(1): 1-8.

 

　　[6] Dunleavy P, Margetts H, Bastow S, etal.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J]. Journal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6,16 (3): 467-494.

 

　　[7]OECD．The Economic Impact of ICT Measurement:Evidence and Implication[R]. Paris: OECD, 2004.

 

　　[8]孫宇.電子政務建設與行政管理創新互動關系探析.中國行政管理[J]. 2008(9): 74-78.

 

 

　　孫宇，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信息化推進聯盟信息化協同創新專業委員會特聘專家。

 

　　高敏，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石永瑋，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

 

　　文章來源：孫宇，高敏，石永瑋.熱點及變遷：十余年來中外電子政務研究的比較分析[J].電子政務，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