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時代的政黨變革

       【摘要】當今時代是信息時代，面對信息網絡的發展，沒有國家、沒有政黨能夠擺脫其影響，各國政黨都面臨信息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挑戰。那么，各國政黨如何回應信息化挑戰，實行黨建信息化、改善內部結構、實行黨內民主、擴大民眾政治參與、密切聯系民眾？這是當代政黨政治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中外學者的對話與交流，既促進了對當今時代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的中外比較與思考，也促進了中外政黨對回應信息化挑戰的思路與對策的探討，還深化了對世界政黨共性與個性的認識。而對相關理論的共識與認識分歧，將有助于深化對政黨政治的研究。
 

　　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彈正在我們中間爆炸，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彈，像傾盆大雨向我們襲來，急劇地改變著我們每個人內心世界據以感覺和行動的方式。”①如今，30多年已經過去，我們已經進入信息時代、走向信息社會。面對信息網絡的發展，幾乎沒有人、沒有國家、沒有政黨能夠擺脫其影響，各國政黨都面臨著信息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挑戰！對此，美國前民主黨主席認為：“誰能夠有效地利用網絡，與民眾進行溝通，誰將主導未來。”那么，各國政黨如何回應信息化挑戰，實行黨建信息化、改善內部結構、發展黨內民主、擴大民眾政治參與、密切聯系民眾？針對這一政黨政治的重大問題，2014年9月23日至9月24日，由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與德國艾伯特基金會上海辦公室聯合主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黨的工作作風與黨群關系研究”課題組與上海市黨建創新研究基地等共同承辦的“信息化時代的社會轉型與政黨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市委黨校舉行。來自德國、英國、荷蘭、法國、肯尼亞，以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的12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信息化時代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的中外比較與思考進行深入探討，充分探討了中外政黨回應信息化挑戰的思路與對策，深化了對世界政黨共性與個性的認識；既形成了一些理論共識，也進一步明確了需深入研究的有關問題。

 

 

　　與會學者圍繞“信息化時代的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這一主題，圍繞“社會變遷、技術創新和政黨認同”、“創新政治溝通方式”、“重塑黨內結構”、“改造政黨、國家與社會關系”這四個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就政黨應對信息化發展的一些具體舉措，如政黨如何擴大黨內民主與政治參與、有效吸引民眾、強化與民眾的溝通乃至網絡反腐等，進行了一對一的發言、一對一的點評。

 

　　就整體而言，隨著信息網絡的快速發展，過去二三十年中國與西方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政黨、影響政治生態、影響政治議程、影響政黨認同？這是與會學者共同關心的基本問題。就中國情況而言，信息化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比西方更大、更深刻，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技術層面、政黨活動方式層面，也表現在黨建內容、廉潔政治、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等層面；而且，信息化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并非是單向度的，而是雙向度的，執政黨對信息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或引導作用。對此，筆者以“信息化發展、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中國大陸情況”為題代表中方首先作主旨演講。就西方政黨而言，隨著信息化發展與社會轉型發展，西方政黨對公民的吸引力開始下降、民眾對政黨的認同度開始降低，如對歐洲和美洲25個國家的抽樣調查表明：被調查者中對政黨表示“信心較大”或“信心很大”的人不足20%。②公民對政黨信心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選舉的波動性不斷放大、缺席選舉的現象日益嚴重、黨員數量持續減少；政黨既面臨著內部的參與危機，也面臨著外部民眾的參與危機。對此，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變革研究所所長雷切爾·吉布森（Rachel Gibson）教授以西方選舉為例、以“社會的和技術的趨勢及其對西方政黨的影響”為題代表外方作主旨演講。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周淑真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何明升教授分別對這兩個主旨演講作點評。

 

　　信息化發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溝通方式方面，信息網絡技術的運用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信息化發展對政黨影響最直接的一個方面，就是對政黨與民眾溝通方式的影響。簡單說來，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方式可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是作為整體的政黨與民眾的溝通，二是作為個體的政黨人士（特別是政黨精英）與民眾的溝通。那么，信息網絡的發展如何改造政黨政治溝通方式？這在中西方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西方，信息網絡對政治溝通方式的影響，突出表現為對政黨精英（特別是政黨候選人）與民眾溝通方式的影響，政治的個人化與媒體化傾向比較明顯；在中國，則突出表現為黨組織與民眾的溝通，整體化與黨建信息化傾向比較明顯。對于這一議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建華教授以“互聯網時代的政黨與社會溝通——基于中國情境的現實觀察與理論思考”為題、荷蘭內梅亨拉德伯德大學傳媒系助理教授莫里斯·弗吉爾（Maurice Vergeer）以“新媒體，新的參與式政治？——政治的個人化和媒體化”為題，分別作了演講。四川大學政治學院黃金輝教授、中國廣播網副總裁伍剛博士分別對二位演講作點評。

 

　　信息化發展對政黨自身的影響突出表現在“黨內結構再造與黨內民主”方面。那么，信息化發展對黨內建設與黨內民主產生了哪些影響？這既涉及到信息化條件下黨內民主新形式、新媒體如何影響黨內決策過程、政黨利用哪些策略來吸收或影響年輕成員、信息化發展對黨務公開與政治透明的影響、網絡反腐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促進黨員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等一系列問題，也涉及到黨內民主、黨內決策民主化、黨員結構變化、黨員招募戰略、黨務公開、政治透明、網絡反腐、政黨自律等一系列政黨政治基本問題。比較而言，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開始重視與發展黨內民主、致力于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如今，反腐倡廉、網絡反腐也成為當代中國的一大熱點問題。就西方政黨而言，21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發展，幾乎所有歐洲政黨都致力于黨內組織改革、強化黨內民主、想方設法招募年輕黨員。如德國社會民主黨2013年12月通過黨內公投來決定“是否與基民盟進行大聯盟”；荷蘭自由民主人民黨從2006年以來，不僅讓黨員投票決定政黨候選人，而且決定所有候選人在黨內的擬任職位。這些做法在西方基本被視為“前景看好的實驗”，但從長遠看，能否吸引更多黨員、能否促進黨內參與和黨內民主則有待觀察。對于這一議題，上海市委黨校政黨研究所劉宗洪教授以“黨員選票與黨內民主——對‘不唯選票’的認識”為題，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歐洲政治學院政治學助理教授久力亞·桑得利（Giulia Sandri）以“加強黨員的聲音：西方政黨的黨內民主新形式與黨員參與”為題，上海市委黨校政治學部袁峰教授以“黨內監督、政黨自律與政黨廉潔”為題，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福爾克·貝斯特（Volker Best）研究員以“黨員的招募：采用現代戰略吸收年輕人、建設一個新生代政黨”為題，分別作了大會發言，全國黨建研究會副會長盧先福教授、英國基爾大學克特·理查德·路德（Kurt Richard Luther）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周淑真教授、肯尼亞內羅比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主任亞當斯（Adams Oloo）教授先后對上述四位發言作了一對一點評。

 

　　就政黨—國家—社會關系而言，在不同國家，政治傳統與政治制度不同，政黨—國家—社會關系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國家，比較強調公民社會、社會資本與政治合法性等，習慣于從公民社會角度來探討政黨—國家—社會關系，這與中國有所不同。但從政黨執政角度看，民心向背決定執政成敗，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在于脫離群眾，共產黨最大的優勢也在于密切聯系群眾。在信息化條件下，西方政黨如何聯系民眾、贏取民眾的政治認同？這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對于這一議題，東南大學副教授、德國某智庫兼職研究員延·圖勞沃斯基（Jan Turowski）以“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黨—國家—社會關系：西方各異的政治體制及其把相互競爭的利益納入政治過程的方法：一項理論概述”為題，上海大學鄧偉志教授以“執政黨與社會組織”為題，德國海因里希·海涅大學杜塞爾多夫政黨研究所所長托馬斯·珀甘特克（Thomas Poguntke）教授基于對歐洲21個政黨的數據分析，以“變化中的政黨—公民社會關系：紐帶的侵蝕？”為題，中央編譯局林德山研究員以“執政與政黨功能：對歐洲社會民主黨執政經驗的歷史思考”為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徐世澄教授以“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的沿革：挑戰與應對”為題，先后作相關發言。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副會長奚潔人教授、達姆施塔特大學政治學院研究員助手西爾維亞·潘諾維詩（Sylvia Pannowitsch）、北京市委黨校姚桓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商紅日教授等分別對上述發言作點評。

 

 

　　通過專題發言、提問與論辯，中外學者就信息化發展與政黨變革的若干理論問題達成了共識。概括說來，相關理論共識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政黨只有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不斷變革，才能與時俱進、始終保持政黨生機與活力。變革是當今世界唯一不變的因素；任何政黨（包括其政治領袖）只有與時俱進、不斷變革，才能進一步發展、始終贏得民眾的政治認同。面對信息網絡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即使現在人們無法判斷其對政黨的真正推動作用，但誰也不敢放棄這塊天地，都希望在社交媒體上保持政黨的存在，以跟上技術發展趨勢。

 

　　縱觀人類信息技術發展史，從500年前的德國古登堡印刷革命，到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電報技術的運用，再到20世紀初30年代收音機的運用、20世紀60年代電視傳媒的運用，再到21世紀互聯網的運用，可以說，在每一個時代，新興信息傳播技術都在為領導力的提升帶來巨大優勢。誰善于應用新技術提升領導力，誰就會贏得新的時代、贏得民眾支持。

 

　　同傳統媒體相比，網絡媒體具有很大的潛力和優勢。信息網絡技術在選舉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廣泛運用，能夠增加政治透明度、加強政治溝通、提高政黨對外開放度，甚至能夠拉開政黨之間的距離，有助于充分展示競選者與政治領袖的更多個性。在不同競選活動或政治活動中，恰當運用信息網絡化技術能夠使資源強大的政黨獲得更大優勢；相反，糟糕的運用可能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

 

　　在信息網絡條件下，個性豐滿多彩的政治領導人更容易贏得選民（民眾）的好感和追捧。同時，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信息化時代，西方政黨具有下放權力、給候選人更多自由展示空間的趨勢。

 

　　信息技術發展為改進政治溝通帶來了無限可能，也鼓勵更多的公眾參與政治，為政黨未來帶來了無限生機。但政治溝通的前提是政治信任，只有在政治信任基礎上進行政治溝通，政黨才能贏得群眾認同。隨著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歷史轉變，隨著社會發展與民眾變化，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的溝通機制與溝通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地發展。

 

　　當代西方政黨逐漸衰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具體表現為黨員數量減少、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降低、黨員老齡化現象加劇。對于西方政黨衰退的原因，與會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一是政黨以前扮演的“國家和公眾之間”中介角色在當今歐洲大陸逐漸消失，公民和政黨關系逐漸弱化；二是人們對政治（包括政黨）的信任越來越低，以至于產生了“反政黨式”政治；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如社會運動）與組織形式等使人們有更多途徑參與政治，以致于現在公民更多采取非傳統渠道來參與政治、而非通過政黨渠道。

 

　　在當代西方，政黨有弱化傾向，但在中國，政黨影響力無處不在，中外政黨存在明顯的差異，即使歐洲各國的政黨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如在一些歐洲國家，人民需要更強大的政黨、更好的問責制。在東歐一些國家，因為政黨比較缺失、比較弱化，反而導致了政治領導人或者政治候選者個人化的上升。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對政治領袖的個人魅力更依賴，而非其背后的政黨；但政治個人化對政黨政治合法性有一定威脅，甚至會傷害政黨政治的合法性。

 

　　對于黨內民主與黨員發展問題，不同國家的政黨有大有小，大黨與小黨在黨內民主模式與運行機制方面應該存在一定差異。當前，西方面臨政黨衰退、黨員人數下降、政黨吸納力降低等問題，而已經擁有86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則是合理控制黨員規模、強化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等問題。

 

　　各國政治傳統、政治制度不同，政黨—國家—社會關系不同，政黨地位與作用不同。同“三權分立”的美國相比，歐洲政黨在政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紐帶功能很明顯；同時，在歐洲權力的委托和授權過程中，“紐帶”與“問責”非常重要，執政者和被執政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用“紐帶模式”來分析。從政黨制度角度而言，中國和西方最大的差異，就是“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之間的差異。從政黨作用看，中西不可同日而言，西方政黨勢衰、作用有限，而中國政黨作用非常強大。從政黨領導方式看，中西政黨的領導方式既可以是直截了當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通過政黨政府來推動的，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如英特網、社會組織等）來推動，等等。盡管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有很大不同、甚至在許多方面差異顯著，但政黨的有效領導都依賴于其政治理念與能力專長，在這一點上世界政黨完全一樣。

 

　　對于政黨—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除講制度層面以外，也需要注意政治理念、價值與文化層面的內容，因為政黨、國家、社會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包括制度設計與制度運作）一定與文化傳統相關。我們不一定非要說“公民社會”，但我們同樣要尊重與保障人權，尊重每一個人民的參與權與監督權。沒有政治理念與思維方式的轉變，就不會有政治機制的轉變；即使有了新的機制，但政治觀念未改，新的制度與機制也難以有效運作。這是研究政黨—國家—社會關系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在研究政黨乃至其他問題時，當把域外經驗拿來、試圖為解決國內問題尋求借鑒時，有的人常常缺乏“時空交叉和疊加”觀念，經常會犯“簡單比較”錯誤。比如當代歐洲社會轉型與政黨轉型面臨的問題，與中國所說的是否匹配？如果研究的問題“時空”不匹配，就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與“焦慮”。這在比較研究中需要注意。

 

　　信息化發展不但改變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人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同時，也改變著政黨的生存環境、執政環境與執政基礎，甚至也改變著黨的建設模式、方式與方法，改變著黨的領導理念、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在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的同時，無疑也面臨著信息化發展的影響與考驗。這種影響與考驗，不僅僅是技術層面、電子黨務層面的，還涉及到黨的建設的理念、內容、方式與方法；不僅影響到黨的自身建設，還影響到黨的領導、我國現代化建設與民族復興大業。

 

 

　　通過專題發言、提問與論辯，中外學者就信息化發展與政黨變革達成若干理論共識的同時，也明顯存在爭議與認識分歧，明確指出了政黨政治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相關問題。概括說來，相關理論分歧與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如下：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對政治生態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信息技術怎樣改變了黨，是否改變了政黨政治秩序、改變了政黨意識形態？信息技術發展與政黨“從階級黨向全民黨轉變”之間是否具有內在關聯？這有待于深入研究與論證。

 

　　對于信息化發展對政黨的影響，能不能確定一些具體指標進行大數據分析與量化研究，以進一步確定信息技術變革、社會變革、政黨變革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弄清政黨政治哪些變化是由信息技術發展直接引起的，哪些變化僅僅是社會轉型的連帶效應？

 

　　WEB1.0和WEB2.0作為互聯網的兩個時代，在技術方面存在很大差別，具有不同的網絡化邏輯。這對政治生態的影響及其影響機制應該有所不同，執政黨的回應策略也應該有一定的時代差異。政黨不宜用回應WEB1.0時代的思維與策略，來回應WEB2.0時代，否則，就會因思維慣性而僵化、保守乃至落伍。

 

　　中國共產黨在適應信息網絡技術發展、運用新技術方面，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舊的框框，充分運用信息網絡整合執政資源，有效提高執政能力。

 

　　中國黨政關系、黨委書記與行政首長關系具有特殊性，二者關系類似于非對稱性的商務寡頭模型，黨政權力非均衡、書記和市長不對稱，書記權力比較大、市長權力相對較弱；雖然黨政形式上是分開的，但我國黨政高度同質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政黨如何超脫、如何重構黨政關系以強化與社會的溝通，值得深入思考。

 

　　在當今時代，政黨回應技術發展、運用新技術新方式與民眾溝通很有必要，但信息技術（或者說溝通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溝通內容？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新技術也許對溝通內容沒有多大影響，新技術未必能引起政黨自身變革，政黨未必要被新技術牽著鼻子走。有的西方學者則強調：千萬不要把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混為一談，傳統平面媒體更多強調的是對現實政治問題的深入分析，但在社交媒體上這些內容并不太合適。在社交媒體上的主要是年輕人，若想吸引他們，就要使用他們的語言、針對他們的興趣與話題。在這一方面，渠道會改變、影響內容。

 

　　在信息化條件下，能不能重新建立政治信任、怎樣建構政治信任創建更加美好的明天？政治信任問題有沒有文化因素、不同文化因素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建構政黨政治信任是否需要考慮個人因素、政治因素？各國政黨是否有建立政治信任的通用方式，還是因人而異、因黨而異、因地制宜？政黨如何考慮各方面因素來建立社會信任？這些問題都非常有意思，也都需要深入研究。

 

　　當代西方政黨在強化“黨員”聲音、增強黨員代表力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思考“增強黨員的代表力”有沒有張力、有沒有邊界、是否會影響黨組織統一？如何處理好黨員代表力和黨組織的關系？

 

　　西方“開放式初選”對政黨究竟帶來什么樣的結果，這對歐美政黨是否有所不同？歐洲政黨向非黨員開放，是否會導致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矛盾？有的學者認為，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開放式初選”強化了政治家的個人中心作用，弱化了政黨的組織功能；但在歐洲，組織功能恰恰是歐洲政黨的強項，“開放式初選”強化了黨的選舉功能，卻弱化了政黨傳統的組織功能與代表功能。這對歐洲政黨而言，究竟是強化了黨，還是弱化了黨？政黨基礎究竟是立足于正式而穩定的黨員，還是面向選舉中支持你的非黨員？如何避免當前贏得了選舉卻導致傳統黨員與支持力量的流失？如何權衡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眼前選舉得失與政黨長遠發展之關系？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與思考。

 

　　在當代，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尖銳挑戰：一是在社會政策上，怎樣處理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正義的關系？中國改革怎樣擺脫利益集團的束縛？二是在長期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怎么防止生命力衰退、建立科學合理的權力運行機制？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自我進化，一方面強調加強黨的監督，在現有體制下如何做到？

 

　　對黨員規模問題，中國共產黨到底應控制在多大規模？黨員和民眾之比應該控制在20：1，30：1，50：1，還是80：1？多大的黨員規模更有利于發揮政黨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作用？現在我們控制黨員規模，是否會導致今后黨員年齡結構失調，這些都有待于深入觀察與研究。

 

　　對于西方政黨—社會關系，可以用“代表性”或“授權性”紐帶關系分析，但在不同國家（即使是在歐洲），各國政治傳統與現行政治制度、政黨制度不同，人們對政黨的觀念有所不同，對政黨組織屬性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如英國視政黨為私人組織，德國視政黨為“憲政機構”或“憲政要素的一部分”。因此，就政黨—社會關系而言，歐洲可以歸為一個大類，其他國家還有不同的類型嗎？即使是在歐洲，是否需要對政黨—社會關系進一步劃分，以什么樣的標準進一步細分？

 

　　在北歐國家，社會發達、社會同質化水平比較高，政黨作用比較小，大多數北歐國家實行的是“多黨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與多”的關系。而中國屬于多民族國家，地域遼闊、東西南北發展差別比較大，社會不夠發達、政黨作用強大，實行的是“一黨領導、一黨執政”體制，這反映了“多與一”的另一種關系。這是否說明“多與一”的關系具有多樣性？在社會同質化水平比較高的國家，需要強調差別、實行“多黨制”，而在同質化水平比較低的國家，是否需要強調統一與秩序、實行“一黨制”呢？這背后有沒有一定的邏輯關系？

 

　　同20世紀50、60年代相比，西方政黨現在的確在衰落，現代西方政黨不像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樣強大、擁有廣泛的黨員基礎。但是，隨著中國越來越現代化，是否也會出現類似西方政黨衰落的現象呢？將來的年輕人是否也會對政治失去幻想、對政黨不再那么忠誠、不再那么樂于入黨呢？這既需要居安思危，也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在西方國家，政黨之間既面臨著相互競爭，也需要跟其他政黨合作、互動；政黨之間有時可以成為決策中的伙伴，有時成為相互的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政黨的壓力很大。在中國政黨體制下，執政黨相對缺乏與其他政黨或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溝通的壓力；那么，執政黨如何進行政策反思、如何收集反饋意見、如何調整政黨政策？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ū疚南祰疑缈苹鹬卮箜椖?ldquo;新時期黨的工作作風與群眾關系研究”前期成果，項目批準號：13&ZD009；同時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信息化發展對黨的建設的重大影響及其對策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2BDJ030）

 

 

　　1、［美］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29頁。www.worldvaluessurve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