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治標到治本 從嚴治黨解決"懶政"

 

　　認真分析，懶政怠政的出現，雖然與“反腐”的展開存在先后關系，卻并不是“反腐”的結果。相反，懶政怠政的出現，恰恰是因為腐敗的根子還在。官員的懶政、怠政，一種情形大概是怕受牽連，擔心在與企業打交道、“批條子”的時候被“拉下水”，成了“反腐”的對象——對于一些“有心”腐敗的人，“反腐”以前，“做事”還能獲得利益，還算“收支平衡”，現在在“嚴打”的氛圍下，就是完全的“賠本買賣”，算計之下，自然是“不動為上”；另一種情形，則是部分人對“反腐”心存不滿，但又不敢公然對抗，就以“不作為”進行消極對抗。無論哪種，都是因為腐敗的“貪心”還在，腐敗的土壤還沒有被完全清除。

 

　　因此，面對懶政怠政問題的出現，我們要做的不是放慢反腐敗的步伐，給腐敗分子以喘息之機，而是應該盡快扎緊反腐敗制度建設的“籠子”，讓有“腐心”的人徹底失去指望，這也是本次六中全會將審議《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這兩個重要文件的意義所在。

 

 

　　另一方面，在抓緊反腐敗“大棒”的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胡蘿卜”的重要，這就是建立起一套新的公務員獎懲和激勵機制。

 

　　在“反腐”開始之初，就曾經有聲音為中國的公務員“叫苦”，認為公務員收入太少，與其所掌握的權力不成正比，容易讓公務員在與私營部門比較時產生攀比心，從而成為扣動腐敗的“扳機”。還有人引用新加坡的例子，認為新加坡是“高薪養廉”，用高收入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廉潔。但這種說法要么是誤讀了新加坡的公務員制度，要么就是在有意誤導。

 

　　解碼哥特意考察了一下新加坡公務員的薪酬制度。不同于“高薪養廉”的說法，新加坡公務員的薪酬，是由第三方機構從市場中選取一些樣本公司，根據這些公司相似職位員工的收入的80%支付給公務員的。因此，雖然新加坡部長級官員的年薪高達100萬美元，但這也是參照大企業的副總裁的收入制定的，也就是說，這些官員在政府掙得還是比在私營部門少。所謂的“高薪”，只是從普通人理解出發的一種誤讀。

 

　　平心而論，經過公務員工資改革，我國普通公務員的收入并不算低，基本是社會平均工資甚至稍高一點?？紤]到職業的穩定性，這種工資水平是合理的。但關鍵是薪酬沒有體現人才的市場價值和績效，尤其是優秀人才的薪酬較低，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和一些人心態不平衡引起的腐敗。比如，在金融部門的官員，與其監管的企業類似職位的人員，收入差距是幾何量級的，這就難免產生人才流失，甚至腐敗問題。

 

　　新加坡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另一項經驗是，公務員的薪酬由全國經濟走勢決定，收入中的獎金部分跟國家GDP有聯動關系，而且，公務員薪酬的變動部分占到收入總額的30%至40%。當然，新加坡有自己的國情，中國不可能照搬，但仍可以根據國情加以改動后借鑒，正如我們借鑒新加坡等地的公積金制度一樣。試想，如果中國官員的收入和當地的GDP聯動，怠政懶政的結果就是自己的荷包“縮水”，恐怕“不作為”的傾向就會收斂不少。當然，為了防止偏差，我們也要同時制定相應的措施，防止“唯GDP論”的重新抬頭。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之一，就是打破“大鍋飯”，引入了獎優罰劣的績效機制，讓員工收入水平與企業的效益相掛鉤，從而讓萬千企業重新煥發出活力。今天，當我們遇到懶政怠政這個難題的時候，重新回顧改革的基本理念，建立一套與市場接軌的、透明的公務員獎懲和激勵機制，或許正是需要的。

 

　　作者：王少喆
　　原標題：從嚴治黨之下，“懶政”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