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民意表達是媒介民意表達的嶄新形式,具有直接、及時、平民氣質、虛擬性和整合力強等特點,在表達的主體、形式、內容、功能等方面形成了對傳統媒介民意表達結構的深層變革。這種變化及其所蘊含的話語權利結構的變革,對公共管理和學科研究具有啟示意義。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曾經說過,“網絡媒介是傳統媒介的掘墓人”,在突出網絡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和對媒介分布格局的改變的同時,仍然強調了網絡媒介的工具屬性。在此基礎上,有研究者更進一步提出“互聯網不僅僅是工具,而是一場革命,會改變整個社會”?!案锩背31焕斫鉃椤耙环N激烈的變革”,既包含了事物性質的改變,也常常包含了結構形式的變化。把互聯網的出現看作是一場革命,不僅在于它新的傳播工具的特性,更在于互聯網對傳播結構、傳播屬性乃至整個社會的傳播結構、傳播屬性的改變。網絡民意表達這種特殊的意見信息傳播形式的出現,對互聯網的“革命”性作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一、 網絡民意:民意表達的新形式
網絡民意是民意的網絡方式呈現,其特殊性在于,它是通過大眾媒介來表達民意,從屬于媒介民意,但卻又不同于傳統媒介民意的間接表達,而是跨越了媒體“把關”和“再加工”的直接表達形式。其產生緣起于傳播媒介的物質性改變,民意獲得了一個新的表達通道和物質載體,這個新的媒介賦予了網絡民意與傳統民意完全不同的氣質。網絡不是傳統媒體的“終結”,但卻深刻地改變了媒體乃至整個社會的結構。
網絡民意的特征首先源于網絡的媒介特性,但同時它又超越了作為媒介的技術屬性,而表現為巨大的思想意識力量。網絡民意的獨特氣質在于:
表達的直接性。由網絡傳播的便捷性特征而來。網民無須借助他人力量或高成本的渠道資源,只要擁有電腦和網絡,就可以突破傳統媒體的層層“把關”和限制,實現在線直接發言,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網絡民意“上可通天,下可入地”——上可達最高層領導,下指人數眾多的社會大眾。其“通天”之功不僅在于為高層領導快捷掌握底層民意提供了方便,更在于它突破了種種利益保護驅動下的消息封鎖;“入地”之功則在于它能夠通過網絡把意見和思想迅速“放大”和聚合,引起公眾的強烈關注。無論好事壞事,一旦經過網絡進入公眾視野并形成焦點,就會置于公眾的輿論監督之下并產生各種社會力量的重新配置,并在民意的控制態勢下產生結果——這是網絡民意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動力機制,也是它的威力所在。新近發生的“三鹿問題奶粉”事件、山西“尾礦庫潰壩事故”問責,包括不久前的“周老虎”、“山西黑磚窯”等事件曝光,都是網絡輿論“上天入地”的結果。
思想信息表達的及時性。這跟網絡傳播迅速及時的特征有關。它有助于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具有社會的“安全閥”和“晴雨表”功能,能及時消除意見堵塞,避免積累和壓制造成的“爆發”。
平民氣質。網絡是一個個人化與主動性強的媒體,適合自我表達和個體宣言;低門檻、低成本的特點造就了它廣泛的參與性,而且話題多樣廣泛。網絡的這種特性客觀上打破了傳統媒體精英控制的格局,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平民化特征。平民性并不排斥精英分子使用和參與網絡表達,只是消解了精英分子權威、專家、官員等的社會身份,把身份地位的“區隔”轉換為對人的普遍權利的認同和建構;其參與和討論話題的廣泛性,則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同重大的政治、經濟議題一起平等地進入民意領域,使菜籃子、“曬工資條”這樣平凡的、個人化的話題和國家大計結合起來,全方位地關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從而有效地消除社會問題“盲點”和“死角”,促進社會全領域的健康穩定,和諧通暢。
虛擬性。由網絡兼具的匿名性和開放性特征而來。一方面,“在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網絡的匿名性帶來了網絡言論責任追究困難引起的真實性懷疑和因為匿名而勇于袒露真實的悖論和爭議;另一方面,網絡的民意表達盡管存在著各種爭議,但存在本身就是現實。在鮑德里亞看來,擬象和仿真的東西因為大規模地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象化了,當今社會是大眾媒介構建的“仿真”世界,但是這種仿真本身就是真實。網絡民意建構的真實可能是一種擬態環境,但是網絡的開放性又使任何的信息,無論真假,都可能進入公開狀態并產生影響力。對于受眾來說,擬態環境一經被接受,也就變成了現實環境。因此,網絡民意無論是真是假,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影響力,網絡民意的許多問題也正因此而生。
巨大的整合力量和“議題設置”功能。這是由網絡傳播的交互性、多媒體、超文本等特征決定的。網絡的互動性為各種意見的收集、交流和對話提供了平臺,是一個按市場法則運行的思想集散地,形成各種看得見的“輿論場”;在此基礎上,再聚合成一種看不見但卻堅韌有力的“軟力量”——民意。網絡的整合作用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信息整合,利用網絡的多媒體優勢,把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等多種形式的媒體信息(包括個人發布的信息)在網絡中集中展現,并根據點擊率和回帖數量把“焦點”遴選和凸顯出來,造成各種媒體力量的“共振”和互動,從而把問題“放大”,形成強大的“聚焦”功能;二是意見整合,把各種意見和爭論集中在一起,通過意見交鋒突出符合民意的意見為“優勢意見”,形成“輿論沖擊波”和壓力,使事情發展朝向民意方向;三是為社會“設定議題”,民意一旦形成,就會吸引各種社會力量的“注意力”,處于民意指向“客體”位置的對象也會成為關注的焦點,各種社會力量——既有權力機構,也包括利益團體就開始或被動或主動地發揮作用,舊有事物相對平衡的狀態將會被打破并被重新建構。網絡民意通過這種“設定議題”功能,整合公眾的“注意力”和各種社會力量,來完成對權力、物質等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干涉社會的政治經濟等生活。
此外,網絡民意表達還具有可視可聽可感等生動性的呈現方式;具有多樣化的表達途徑等等特點。但以上五個特征對民意表達產生的影響更為深刻,網絡民意的各種效應(包括正效應和負效應)和問題爭議,皆由此而生。
二、網絡民意表達對媒介民意表達結構的變革
作為一種全新的人際傳播形態和傳播方式,網絡民意的這些特征使它同傳統的媒體民意表達區別開來。這種區別不僅來自于媒介介質的不同,更在于由此而產生的對媒介民意深層結構的“革命性”變革:
一是民意表達的主體結構,從精英主導到草根“合唱”。(1)傳統媒體由于版面空間、節目時段等限制,能夠參與媒體討論、公開發表意見的人數很少;而在這些人中,專家、學者、官員又占據了主要位置,權威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網絡的平民化特征使公共參與的數量結構發生了改變,一個重大事件,報紙的言論頂多三五篇,網絡帖子卻可以成千上萬,大量普通公民參與到意見表達中去,“民意”開始回歸“民”的本質。(2)網絡的匿名性特征消解了特殊身份帶來的“身份政治”權益,網民“生而平等”,意見評價的標桿不再受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作用,而關注意見本身的合理性。其中,精英分子(或署名或匿名)因為見解的深刻或獨到常常成為輿論領袖,普通民眾常常淪為“喝彩者”,但這樣的參與仍然具有數量判斷的價值,因而也是有意義的。
二是民意表達的形式結構,從單向到多向,從間接到直接。(1)表達方向的變化。傳統媒體如報紙,其民意表達是單向度的,難以形成對話和討論;廣播電視雖然對這種單向性有所改變,但受參與數量和參與程度的限制,也難以形成大規模、大范圍的對話、討論。網絡互動性實現了意見傳播從單向到雙向和多向共動的變革,使媒介具有了“公共論壇”和“街角”、“公園”的性質。其深層意義是對具有單向宣傳性質的“偽民意”的反對,使利用“民意”名義進行的宣傳難以為繼。(2)表達方式的改變。傳統媒介民意被劃歸為間接民意形式,原因是它呈現出來的民意可能是經過了“層層過濾”和“媒體加工”的產物,并非公眾意見“原生態”的直接呈現;網絡民意雖然也存在著“過濾”,但“加工”被排除,“過濾”的環節在減少,多數情況下可以實現直接和快速的表達,直接民主成為可能。在這樣一種語境中,要像對傳統媒體那樣強求輿論一律,甚至“組織”和“營造”民意必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
三是民意表達的內容結構,從單一到多元。網絡顛覆了傳統媒體“內容決定形式”的思維慣性,形式或技術在某些時候占據了主導地位,造成對內容的“反動”,民意表達的內容結構因此而改變。(1)議題范圍拓寬。傳統媒體因為時空制約而具有的弱選擇性使民意議題范圍狹窄;而網絡的空間無限性和時間的延伸性則使網絡的議題選擇性增強,瑣碎的民生話題、輕飄的情感話題、放松的娛樂話題,同重大的政治、經濟話題一起平分網絡的話語空間。(2)議題設置從被動到部分主動。傳統的媒介議題由媒體確定,幾無例外;網絡的議題雖然多數仍由媒體設置,但能形成民意的議題都是由網民的點擊率和發帖數量而定,應該說是由網民設置;另外,由網民主動設置的議題數量比例也在增加,象“十七大”期間人民網“強國論壇”網民“小火龍”的“總書記,請來‘強壇’跟網民說說心里話”這樣的公民議題在網絡話題中所占的比例將越來越高。(3)深度和強度的變化。傳統媒體不僅受公開署名和話語責任的制約,對言論的傳播效果進行先驗性“把關”和“過濾”,以防止負面影響的產生;而且,圉于渠道資源的限制,討論很難做到尖銳深刻。相比之下,網絡的過濾要寬松許多。這就形成了網絡民意表達自由、坦率、尖銳、深入的特點。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網絡傳播的累積性、普遍性和共鳴性發揮到極致,對同一話題能很快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礎上,網絡參與的主動性更進一步推動了民意的現實干涉能力,滋生了強大的民意生產力,不僅能使民意從潛在狀態上升為顯性表達,而且還可以推動民意從語言上升到行動。
四是民意表達的功能結構,從私權利表達為主到公權力監督加強。我國的新聞宣傳長期以來對輿論都采取了程度不等的限制性策略,如追求“輿論一律”、“口徑一致”。這些策略在特殊的歷史階段有其積極的一面,但給民意表達留下更多的是謹慎和保守的消極心理暗示和習慣。民意的信息、導向、溝通、監督等功能畸形發展,呈現出導向功能被放大強化而監督功能弱化的不平衡狀態。媒體的公眾參與只有群眾來信、來電等有限空間,其表達內容也多限定在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要求等細小方面,絕少涉及重大的政策問題和觸及權力層面,一直到1994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等欄目開辦之后,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才有所加強。而網絡民意以其匿名、直接、情緒化等自在特征,和網絡公共議題與多數人相關等多重因素作用,一開始就以批判者的姿態生猛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權力監督和公共事務上,對公權力的監督力度和廣度增加。
網絡民意對傳統民意結構的變革,是基于網絡民意表達的直接、及時、平民氣質、互動等特性前提的。沒有網絡的媒介特質,就無法形成民意表達的主體、形式、內容、功能等結構的改變。雖然兩者間的關系在上文中無法得到逐一相對似的照應,但這種變革同網絡民意這種新事物的表達特質的聯系仍然明晰可辨。
三、網絡民意表達結構變革的深層內涵和啟示
網絡民意表達對媒介民意主體、形式、內容和功能結構等的變革,從話語權利的結構變化出發,導向公民普遍權利與公共權力的對抗。網絡民意的“革命性”在于它基于網絡媒介特征的反傳統、反精英、反一律、反控制的對抗色彩和強烈社會干涉意蘊。葛蘭西認為,“文化是爭奪、確立與反霸權的領域”。作者認為網絡同樣也是這樣的領域。網絡民意對傳統媒介民意的變革,其實質是話語權利結構的變革:民意主體上的反精英和草根“合唱”實質上就是平民分權,要求打破媒體和公共權力的壟斷,實現平民和精英平等的話語權利;民意形式和內容上對有組織、有目的的輿論宣傳和控制的反對和反抗、對輿論一律的抵觸情緒等,其實質都是對話語霸權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反抗。同時,相較于傳統媒體的強控制力,網絡媒體的難控性也使權力對言論的控制力量被相對弱化,從而使網絡在當下中國部分地具有了“公共領域”的性質?!笆蟆币詠韺Α熬W絡文化陣地”的重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網絡正在成為民間抵抗力與官方整合力量博弈的“陣地”。
與權利結構變化對應的是權力結構的調整。一方面是權利表達的社會干預態勢必然會遭遇權力的對抗、規范、控制,另一方面民意指向對公權力的參與和監督,特別是對公共決策的參與,促使決策權力的主體結構發生變化——由此,權力結構的變化也勢在必然。網絡民意結構變化的這種深層涵義必將對現代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分權能夠有效拓展議題空間,暢通民意渠道,消除意見堵塞,提供決策參考,形成權利對權力的制衡,這是網絡為什么能夠成為“民主新景觀”的根本原因。
從話語權利出發,到決策權力的被迫分化,網絡民意表達對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至少有兩重啟示:
一是對民意的社會干預作用和功能價值的重新評價。民意權利在網絡語境下變得無法漠視,對公共權力的分化也勢在必然,網絡民意的表達不可阻擋,民意關注的范圍擴大,民意干預社會生活的功能和力量空前巨大,尤其是對社會政治的集中作用,使得民主政治成為必然。政府職能、政治文明的標準,對待民意和公民參與的態度,乃至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氣氛、政治生態結構,都將面臨著“正當性標準”的改變和重新評價。
二是對具體民意問題的重新認識。網絡民意的表達數量、方式、效能等的改變,使舊的解釋框架不再適應,部分要求尋找新的研究范式,這將催生公共管理者和研究人員提出新的研究命題、理論和研究方法。這種新命題包括對網絡民意本體特征的認識,功能和價值的認識,民意過程的研究,對民意的重新測量、界定和評價,工具的應用等等,并在操作和使用上提出新的方法論要求。
網絡的出現,是一場技術領域的革命;網絡民意的出現,是一場社會政治領域的革命。網絡民意結構變革帶給我們的啟示理應推動這一新課題研究的持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