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以人為核心，當前就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同時，這也是實現“雙循環”、形成新發展格局的主要途徑。
新型城鎮化急需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提高收入，就意味著做大蛋糕。但是，如果這個蛋糕分得不好，也不能充分轉化成居民的消費。
假設有兩組人，一組窮人和一組富人，富人的特點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消費，但是其擁有的收入不可能全部消費完，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那么多的需求了。反過來對窮人而言，他們對很多消費內容仍有渴求，但他們的收入并不能保證消費的實現。兩種情況合起來，就會造成過度儲蓄。因此，提高消費率以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另一個途徑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目前仍然存在著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城鄉居民收入五等分的數據，可以看到這個差距。我們將城鎮最高20%收入組與最低20%收入組進行比較，目前有接近6倍的差距。農村居民中最高20%收入組和最低20%收入組相比，目前差距是8.5倍，總體看仍然呈提高趨勢。城市最高20%收入組和農村最低20%收入組相比，則差距是22倍，非常大。
設想一下，如果把這個差距消除掉或大幅減小，消費率就可以明顯提高?？蓡栴}在于，農村居民缺少系統性、趨勢性的增收的渠道，沒有可持續增加收入的渠道，因而很難顯著縮小與城市的收入差距。
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于工資性收入，即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這個務工機會不是穩定的、終身的，勞動者本身不是充分順暢流動的，在勞動力市場和基本公共服務上未能享受均等待遇，那么農民家庭收入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實際上，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這種不完全城鎮化的一大弊端。勞動者居住地與工作地、戶籍所在與常住地的不一致，加大了不必要的季節性人員流動。而在遭遇突發事件后，大規模的返鄉和返城都更為困難，造成生活和工作異常，延誤復工復產。加上許多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掛鉤，妨礙獲得機會的均等化，也讓勞動者無法后顧無憂地消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第二季度農村居民收入情況與往年同期相比，就完全不一樣。往年在第二季度，農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長一般是6%-7%，今年則是-4.7%。盡管隨后會逐漸得到恢復改善，但是，這一年農民收入無疑遭受到很大的損失。
新型城鎮化急需戶籍制度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戶籍制度是會在關鍵時刻給經濟社會運行帶來重大制約的。同時，農業勞動力不能充分轉移也會阻礙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的順利推進。
我們總是在講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現實是，中國的農戶規模只相當于美國的0.4%，與同為小農戶的印度和日本相比，我們也僅相當于他們一半的水平。只有讓農業勞動力比較徹底地轉移出去，才能真正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才有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
越是完全徹底的城鎮化，即以農民工落戶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越有利于實現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產業興旺的目標，同時避免出現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現象。否則的話，“四化同步”就不太可能實現。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工的市民化。
為了解決城鎮化不徹底和戶籍制度改革推動不力的問題，中央提出“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的辦法是就地變更戶籍身份。把“縣”變成“市”、把“鄉”變成“鎮”變成“區”、把“村委會”變成“居委會”，人們的戶籍身份就變了。
調查顯示，這個因素對城鎮化的貢獻率高達53%。但是，這只是變了一個統計口徑而已，實際情況并沒有改變。真正的新型城鎮化落腳點應該著眼于進入到城市的農民工。
“就地變更戶籍身份”既解決不了農民工落戶問題，且潛力已逐漸用盡，應該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推手，盡快消除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巨大缺口。
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學者，對于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達成了高度的共識。提高非農勞動參與率、促進資源重新配置、擴大居民消費，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顯著社會收益。
我們的研究顯示，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通過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更有效率配置，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的。但戶籍制度的改革阻點在于改革成本與改革收益的不對稱。地方政府支付主要的改革成本，卻不能獲得全部改革收益，因而產生改革激勵的不相容。
經濟學有個詞叫“外部性”，即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不一致，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不一致。這里就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勵不相容。打破困局的關鍵，是做出明確的成本分擔和收益分享的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需要更合理地分擔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
蔡昉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CIDEG學術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