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數據生產力時代的新增長理論

點擊上方圖片鏈接回看年會視頻 

 11月26-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北京國脈互聯信息顧問有限公司、舟山國脈集團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2020智慧中國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以“  十四五前瞻與智治社會建設  ”為主題，來自全國部委、省、市、區縣電子政務、智慧城市、大數據主管領導、行業專家、企業代表、主流媒體等齊聚一堂。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先生于11月26日上午在“2020智慧中國年會”主論壇上的演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姜奇平  

以下為演講內容：  

尊敬的高主任、吳院士、汪教授以及各位來賓，作為主辦單位，首先歡迎大家的到來。  今天時間非常有限，我用非常概括的語言給大家介紹我們信息中心這半年以來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于基礎理論方面。  這個背景是在百人會里面，我們提出一個面向二十大的一個概念，就是數據生產力這個概念。  大家知道我黨的主要的邏輯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論證信息生產力或者說數據生產力的含義，具有基礎的理論意義。  我們主要從五個方面得出6個基本命題，對傳統的一些理論提出一些創新性的探索。  

基本命題一：數字經濟是差異化均衡經濟，數字經濟學是差異化均衡的體系化。

當前我們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高質量發展和創新驅動，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創新其實在經濟學里面的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從專業的角度講，我們可以論證創新是符合均衡的，但是并沒有證明它符合最優，那么我們現在就提出一種高質量發展和創新驅動如何均衡這樣的一個基本邏輯。

均衡相當于是整個經濟學里邊的“統帥部”理論，它的主要特點是要把所有局部得失放在全局得失里邊進行衡量，我們的結論是傳統的經過數據生產力對均衡體系作出矯正之后，得出的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均衡點的變化。按照傳統的經濟學，均衡點的標志是邊際成本定價，也就是在無差異的那一點沒有質的差異。在沒有創新驅動，因為創新你可以理解為供給方面的差異化，就是差異的供給和別人不一樣，那么這一點上我們過去認為這個是均衡點，但是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差異化均衡將成為新的經濟常態，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

在新的均衡點它的特點是什么？是平均成本確定均衡價格。那么由此會得出的一個推論是什么呢？就是質量從不經濟，可以證明它是經濟的，創新從不經濟轉向經濟，體驗從不經濟轉向經濟。它的基本邏輯就是在我們的全局均衡點上，是否能夠把這種差異化和多樣化加以內生，解決我們過去的GDP不能區分質量高和質量低這個問題。

基本命題二：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是專業化技術與多樣化技術的結合。

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來論證數據生產力。我們得出的第二個命題是什么呢？就是我們過去認為全要素生產率里面的技術只是一種技術，不說它是什么技術的話，一般都是指專業化技術，對應的是專業化效率。

專業化效率其實它是在做同質性工作時候的效率，當我們十個手指彈鋼琴的時候，它是另一種效率，這是美國經濟學會長鮑莫爾率先提出來的，它以音樂四重奏來比喻，10個手指頭彈鋼琴，這種效率不屬于專業化效率，我們把它叫做多樣化效率。

我們所的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亞當斯密的基本思想是分工是由兩個相反方向構成，就是分工專業化和分工多樣化，也就是一個通向同質化大規模生產，一個通向高質量發展和創新驅動。但是在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沒有得到信息數據生產力的支持的時候，它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主要的動力。但是我們現在找到新的驅動力以后，必須得重新審視，在全要素生產率里面，我們面臨“雙發”，也就是除了工業化的發動機之外，還要找第二個發動機，也就是信息化的發動機，我們把它歸結為是一種專業化技術和多樣化技術結合，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

基本命題三：數字經濟主要是范圍經濟。

數字經濟主要是范圍經濟，這個是我院院長謝伏瞻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判斷，也就是主導邏輯發生了變化。大家知道美國現在的理論沒有達到這個認識，在201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是羅默，他代表著新增長理論的最前沿，也就是規模經濟主導的新增長邏輯。謝院長得出一個新的判斷，就是在互聯網時代范圍經濟將取代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發展的主導邏輯。也就是說我們提出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并且在世界前沿的一種理論主張，就是以互聯網主導邏輯為例這個基礎的取向的新增長理論，那么這個就是范圍經濟理論。在現實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阿里，阿里它從第一天就提出他們的取向是范圍經濟。

基本命題四：通用要素投入可以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

這一點已經變成了現行政策，從4月9號中央提出“數據”是新型生產要素之后，第二天發改委在“上云用數賦智”行動計劃里邊，第一次提出了“通用性資產”這個概念。這里邊有三個重要概念，第一是通用性資產，第二是供給要素新方式，第三是擁有權與使用權改革，在發改委等13部委發布的系列文件中，把這個思路系統化了，其中核心是“通用性資產”這個概念。

剛才我們專家提出了“重用”這個概念，我們發現數據資產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在價值上不能夠“復用”或者叫“重用”，你要是把貨幣重復的印制，那就是人民幣偽造，但是如果我們要是復制用人民幣來購置的生產資料的時候犯不犯法呢？不犯法。可以復制多少呢？按照文件的說法叫做“平臺一次性固定資產投資”，然后把它進行生產資料數字化，也就是進行資本孿生。注意這個概念不是工程意義上的孿生，而是資本意義上的孿生，它能實現功能替代的時候，那么生產資料這種復用就實現了。

也就是說出現了可以用“孫悟空吹汗毛”的方式，這和美國的利用美聯儲量化寬松，而在我國的量化寬松經常進入房地產和金融業空轉，中央企業得不到資金這樣一種方式相比，我們找到了一條解決辦法，就是由平臺一次性投入固定資產，中小企業復用，這是文件的原話。用這種方式解決我們的驅動力的問題，可以極大的擴充新經濟的動能，所以我們看到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它的核心是，進入到資產數據化和數據資產化這個階段，也就相當于改革開放初期從無市場階段進入到立股份，開始對資本本身進行變革。發改委稱“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也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意我們說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方式、工業生產方式、信息生產方式，到了資本的方式上就叫“生產要素供給方式”，這個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創新。

我解釋一下什么叫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什么叫舊方式？舊方式就是即將成為過去的特朗普，也就是用貨幣資產置換成生產資料的方式，一份貨幣資產對應的一份實物資產就是生產資料，也就是資產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一對等的轉化。

如果說我們用“孫悟空吹汗毛”作為一種新的方式的話，也就是一份的M2可以對應著無數的生產資料，那么在流通業我們已經實現了把這種生產資料復用1500萬份，占全國企業總數的比例已經達到40%，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實踐已經實際進入到了這樣一種狀態，而不是推理出來的。也就是說未來的企業如果資金難的話，干脆就不用資金了，它只要找平臺分享生產資料，為此中央提出要根據數據的性質來確定產權的性質。

如果說我們數據作為生產資料，它可以在功能上來替代資本的話，那么它的產權保護制度和思路是什么？那么恐怕我們會選擇一條和現代企業制度不同的方向，也就是文件里說的擁有權和使用權兩權分離改革，這個原話叫做“生產資料管理新制度”。這一點務必請大家留意以后的進展方向，這里邊有數百條的相關政策，將來會成為未來數字經濟深化發展階段解決資本核心問題的主要思路，從此中國和美國將分道揚鑣，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基本命題五：對貨幣資本的通用替代，可以為實體經濟注入數字動能，形成穩定經濟增長的力量。

在新的實體經濟里面，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不應該成為兩張皮，而應該成為一張皮。現在大家也都知道螞蟻集團暫緩上市，它要不要上市，現在也存在很大的爭議。我們認為未來的一個趨勢是信息和實物的直接結合。原來的貨幣交換價值是一般等價物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少，信息配置資源和用貨幣配置資源的最主要區別在于，貨幣配置資源一旦陷入了華爾街的模式，它就會造成由信息不對稱到利益不對稱，產生特殊利益集團這樣一個脫離實體經濟運轉的問題。

未來，我們將提“數字金融”這個概念，注意不是互聯網金融的概念。數字經濟和互聯網金融的最主要區別是什么？它一定是要解決數字和實體要一對一信息對稱這個問題，并不能在里面產生出一個像金融和房地產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一定要利用實體經濟服務，堅持原則，螞蟻集團就可以活，否則的話它的前景不妙了。

由此我們得出第五個基本命題：對貨幣資本的通用替代，可以為實體經濟注入數字動能，形成穩定經濟增長的力量，而避免金融出現系統性的風險。不要說什么沒有系統就沒有風險，系統性的風險一直存在，關鍵是要用新的系統來替代舊的系統，通過信息對稱來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吻合，從根本上消除系統風險。

基本命題六：信息技術革命潛在具有收入分配優化效應。

最后第五個方面涉及的是收入分配。有人認為數字經濟會導致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會不會這樣？在短期來看是這樣，但經過我們認真分析，認為存在著相反的趨勢。如果說多樣性技術落實到分配上的話，它有可能產生像美國斯科特·佩奇（Scott E. Page）教授提出的叫多樣性紅利，又叫創新紅利，通過調整相對剩余價值，也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來獲得一種新創造的價值。

在新價值創造過程中，我們過去認為勞動者會是弱勢的，但是互聯網發展中也可能有相反趨勢。問題在于技術是中性的，在于我們的政策選擇，事在人為。如果我們選擇自動化為主的趨勢，就有可能擴大兩極分化，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支持雙創，以創新驅動來灌注于整個技術政策，也可能會優化收入分配。所以這是我們對未來發展的基本判斷，也是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