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丨數字剩余價值：透視數字經濟體系的核心視角及治理思路

　　摘要：為什么大型的網絡平臺企業在數字時代能夠以遠超傳統時代工業企業的速度聚集和增值資本？數據時代是否能夠創造一種更為公平的經濟體系還是反之？對于數據時代的資本運轉，應該采用何種監管的態度和策略？這些都是構建數字時代經濟體系必須直面回答的問題。通過對數字經濟體系與工業時代生產體系的價值分配比較可以發現，數字時代的資本方一方面提高普通勞動者強度、效率和延長勞動時間，另一方面通過消解發明者權益、降低管理成本、降低市場費用和逃避制度責任，從而達到更有效地積累剩余價值，可稱之為數字（時代的）剩余價值，如此加速了財富向更少數人集中的趨勢，引發包括兩極分化、增加社會矛盾、破壞市場秩序等一系列問題。數字剩余價值既有生產性和創新性，也具有剝削性和壟斷性。治理的策略一方面要進一步鼓勵經濟的數字化改造，提高生產力水平；另一方面則要保障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和報酬收益，更有效地優化稅收調節機制，堅決強化反壟斷、促進社會公平，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建設美好社會。

　　人類社會正在整體進入數字時代，以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加速了對人類社會整體的數字化進程。在經濟領域，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最顯著的新經濟增長極。然而，經濟體系的數字化，一方面在極大擴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同時又會對整個社會分配結構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一問題將極大改變整個社會的基本階層結構和每個人的生存狀態。

　　從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來看，在數字時代，資本的循環速度比傳統工業時代快了許多，從而加速了傳統企業發展的生命周期過程，在巨大的數字經濟海洋中，企業可以在短時間內涌現出來，也可能因為網絡泡沫的消散而大規模破產。與此同時，資本的增值速度同樣比傳統時代極大地被加快了。在工業時代，一個普通的企業家變成首富（無論是國家還是世界范圍）可能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苦功和長期積累，例如洛克菲勒、卡內基等；然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大規模資本聚集效應和數字經濟快速的可復制性擴張，可以讓一個企業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幾年內）擁有百億、千億的財富。這意味著數字經濟時代的資本集聚效應會更加明顯，由此可以導致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可能造成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階層兩極分化的嚴峻后果。

　　正因為資本的無限制增值會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對市場秩序的破壞，因此，才需要強化管制。管制的作用一是體現維持社會公平，避免資本自身的循環凌駕于社會每個人的尊嚴和生存之上，避免資本和其代言者——資本集團對社會公平和穩定社會結構的破壞；二是確保市場秩序的有序性，避免超大壟斷集團的出現，從而避免利用壟斷優勢破壞競爭，因為市場有效的前提包括公平、自由的進出、競爭、自由的定價、選擇權以及信息透明。而在數字經濟時代，這兩者的需求顯然更為迫切。數字技術在為資本插上翅膀的同時，同樣更迫切地呼喚管制體系的及時跟上。

　　本文就是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探索，試圖逐漸揭示幾個問題：數字時代資本快速增值的核心秘密是什么？數字時代資本快速增值的必然后果是什么？國家應該采用何種方式來進行治理和監管？

　　一、數字剩余價值——數字時代網絡資本快速增值的核心秘密

　　在傳統工業時代，資本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增值，其根源就在于實現了對勞動者超額勞動價值——剩余價值的剝奪和累積，因此也可以稱之為勞動（的）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也就是產品收入在除去必要勞動（工人工資）和原材料成本的那部分收入[1]。當然，對于剩余價值在不同的經濟流派中有不同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將其稱為剩余價值，而自由市場經濟學者將其稱為資本回報，將資本視為與勞動者相同的經濟要素，然后在經濟循環中獲取收益。我們暫且拋棄理論名稱上的不同爭議，來考慮一個真實的產品生產過程。

　　在實際經濟循環中，一個具體的工業產品的生產需要如下幾個角色和程序的參與：首先是發明者，獨立的科學家或者企業研發人員需要設計出新的產品；第二是生產設施和場地以及生產工具，這需要資本的投入建立廠房和購買設備；第三是管理者，對整個工廠運營和生產環節進行有效運營和管理；第四，接下來也是最重要的，則是需要關鍵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從而完成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生產的全鏈條的必要勞動；第五是營銷者，需要將產品在市場上銷售；最后，是需要構建大的社會經濟交易體制，確保整個“生產-銷售”環節的安全有序。

　　因此，當產品生產出來在市場上銷售后，在所得到的銷售收入減去原材料的價格后，形成的總的增值性收入中，同樣按照上述的主體進行增值性收入的劃分（參見圖1）。對于工人而言，工人提供的是生產必要勞動，這部分收入以工資的形式支付，從而保障工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用于自身的延續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而除去工人工資以外的增值性收入（其中已經去除了原材料成本），則被稱為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按照參與主體的貢獻進行劃分。對于發明者而言，其通過專利制度、技術性入股或者發明獎勵來獲取分配。對于管理者而言，則通過獲取較高的經理工資來實現回報，表現為管理成本。對市場營銷者而言，通過營銷費用和流通費用（交易成本）獲得報酬。對于全社會的制度構建而言，則通過稅費的形式來支付。除去以上的部分，剩下的則是資本的純增值部分，表現為資本回報金（股息和紅利）和財務費用（如果有借貸的話），可以稱之為資本（分配的）剩余價值。

　　圖1傳統工業經濟生產的價值分配結構

　　按照以上的模式，可以發現，在傳統時代的經濟循環模式中，雖然資本可以通過擴張工廠、股權投資等方式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收益和實現自身的累積，但是資本收益部分受到了多方的嚴格限制。首先，要分掉一大部分剩余價值作為發明家的權益；隨后，要支付給企業的管理層以遠高于普通工人階層的工資；接下來，還要用于相當的費用以支付市場的營銷成本與風險和不確定性；最后，還要向政府繳納足夠的稅收，以維護宏觀的制度運轉和穩定。去除以上部分，剩余的才是屬于資本家純粹資本投入的利潤，這部分利潤還要向債權人例如銀行支付利息。因此，在傳統穩定的工業時代，資本家獲取的利潤并不高，一般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很少超過10％，一般都在5%以下，也就是獲得社會平均資本回報率的水平。

　　然而，在數字經濟時代，這一模式被根本上打破了。網絡在重構了整個經濟形態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產品價值的組成結構和分配結構?？傮w而言，數字時代的資本方通過以下方式來進一步增加其所能夠積累的經濟增值。

　?。ㄒ唬┰黾觿趧訒r間和勞動強度

　　在數字時代，網絡平臺企業極大加強了對一線勞動者的生產管理和束縛，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通過更為嚴厲的加班行為直接延長勞動時間[2]。二是通過無所不在的數字終端和監控，強大的算法和考核，極大增加了對勞動者的束縛和勞動強度[3]，從而在單位時間創造出更多的經濟產出。三是通過普遍覆蓋的移動管理體系，以居家辦公、移動辦公為名義，進一步延長了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勞動時間。然而，如前所述，這些更多創造出來的價值，并沒有被更有效地分散到更多的企業利益相關者手中，而是進一步被聚集在資本方或者企業實際控制人手中。

　　（二）消解發明者權益

　　對于傳統工業的剩余價值中的發明者權益部分，數字經濟模式通過兩種方式對其形成很大程度上的消解。第一是職務發明模式[4]，也就是說，對于數字經濟公司，例如網絡平臺公司，其核心的軟件算法和模塊是通過網絡公司自身雇傭的程序設計人員進行研發的，而這些程序設計人員取得的只是工資和獎金，盡管收入比傳統的工人要高，但是不能改變其工資報酬的屬性，最終產生的成果也就是算法軟件的所有權以及未來利潤的占有和分配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數字企業手中的。第二是改造開源代碼，目前，開源運動已經成為軟件開發領域的普遍現象，從大到操作系統，小到應用程序，都有相應的開源代碼可以直接或者修改使用。在現實中，顯然存在著眾多的商業數字企業直接利用免費開源的協議進行包裝修改后作為商品和服務獲取市場收入的[5]。在眾多的開源協議中，有的協議聲明凡是利用開源代碼后續產品也必須免費，但是現實中對違反協議的處罰手段和措施很有限；有的協議則不做硬性要求。這實際上導致了開源代碼的原始開發者和眾多的后續參與者的貢獻和利潤被數字企業后續無償占有。

　　（三）降低管理成本

　　從管理成本的角度看，數字企業利用數字化和網絡化管理工具，極大減少了管理成本。傳統的工業企業，因受制于管理者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從而存在明顯的有效管理幅度問題，例如傳統科層組織里一名管理者直接管理八名左右下屬效果較佳，生產一線由于管理同質化導致的管理幅度數量會稍微多一些。而就管理者而言，通常所需要的素質和技能遠較普通工人要高，通常是具有較高知識背景和資歷，因此，企業支付給管理者的工資要遠高于一線工人。然而，數字企業例如大的互聯網公司，本身也是高度數字化網絡化運轉和管理的，通過內部構建各種數字化管理工具，極大擴展了企業內部的信息流轉速度和傳遞范圍，從而極大擴展了管理幅度，降低了企業對管理者數量的要求，增強了企業結構的柔性[6]，最終直接降低了企業管理成本。例如，現有的大型網絡平臺公司，可以用數萬名員工管理上千萬個注冊商家，或者一個城市數十人管理數十萬輛網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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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市場費用角度看，傳統企業面臨著較高的市場開拓成本和市場波動形成的不確定性風險。一個新產品投入市場，需要較長時期在報紙、電視等各種媒體上進行宣傳，也需要在實際的銷售渠道例如超市進行試貨，或者需要在新的區域開設直營店鋪建立網點，這些都要耗費相當大的市場經營成本。只有當一個企業擁有了壟斷的市場支配地位后，這些費用才會慢慢下降。而在傳統市場中，一個企業要擁有壟斷地位，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持續努力，還要面臨政府監管部門的嚴苛的審查。因此，降低市場費用的努力并不容易。然而，網絡經濟極大降低了整個市場的交易費用[7]，大的數字網絡企業，往往利用其在網絡化浪潮中的先發地位，可以在只需要幾年的短時間內即形成大面積的普遍用戶覆蓋，事實上形成了獨占性的壟斷優勢，降低了市場風險。并且利用網絡端用戶的廣泛普及，也進一步降低了推動新產品和服務的邊際產品推廣費用，網絡用戶端一旦形成使用習慣，就能以遠低于傳統廣告渠道的幾乎零成本的代價推送產品和服務。大型網絡平臺企業不但利用支配性的渠道優勢地位降低自身產品的市場費用，還可以利用渠道為其他企業推介產品，獲取超額利潤，實質上是進一步分割了傳統媒體和市場經營人員所分享的市場推廣收益。

　　（五）逃避制度成本

　　企業對全社會的主要制度責任是依法繳納稅收，表現為企業的制度成本，相對于傳統企業，數字企業承擔的稅負成本也遠低于傳統企業。傳統企業通過繳納各種稅負來實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支持，包括維護市場秩序、打擊偽劣產品、維護社會安全和公平等，這是一種宏觀上的必然需求和責任。傳統企業的納稅主要包括過程稅（增值稅、營業稅）和結果稅（收入稅）兩類，其中過程稅占據了一多半的比例，過程稅主要根據的是實體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情況來征收。而對于數字企業而言，大型的網絡平臺公司由于更多以一種渠道和技術提供者角色出現，隱藏了其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身份，從而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對過程稅的繳納[8]。最終，全社會能夠從其身上獲取的主要是少部分過程稅（如營業稅）和結果稅（利潤稅）。而這部分利潤稅，還可以通過增加企業成本，例如提高內部控制人報酬收入以及將企業家個人消費轉嫁為企業支出從而抵扣最終利潤等方式來回避利潤稅繳納。

　　從以上的分析和表1可以看出，網絡平臺企業對傳統工業企業的價值分配產生了顛覆性的變革，通過增加勞動強度和效率獲取更高產出的同時，全面壓低了除資本收益以外的所有部分的分配比例，最終形成了對網絡資本的超額的剩余價值歸屬，這種超額數字資本歸屬，可以稱之為數字剩余價值。

　　表1傳統企業與網絡平臺企業的價值分配對比

　　當然，數字企業資本的快速增值，還不僅僅單純來自企業數字剩余價值超額收益，也來自外部資本市場的高度關注和融資，從而可以借助金融杠桿進一步放大其資本的控制規模和能力。但究其根源，之所以能夠在資本市場獲取更高的關注和更大的市場價值，其根源還在于超額數字剩余價值所帶來的潛在未來股權收益回報以及形成的市場溢價收益。

　　二、數字剩余價值的經濟與社會后果和影響

　　數字剩余價值作為一種數字經濟時代的客觀存在，必然會對整個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活形成嚴重的沖擊和變革。

　　（一）增加全社會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強度

　　數字剩余價值的存在基礎是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造，經濟數字化改造和數字剩余價值一體兩面，經濟數字化改造是數字剩余價值的前提，而數字剩余價值是數字化改造的追求目標。這種雙向過程最終的客觀結果是極大增加了全社會普通勞動者的勞動量，其途徑主要是如同工業時代一樣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來實現的，然而卻賦予了數據時代的新特點：一是數字企業通過996等方式直接超時加班來實現超時工作，并通過網絡企業之間的共謀使得其逐漸擴散到社會中，通過消減總用工人數再超時加班，然后再適度給予補償來實現總工作量的增加，看似增加了員工收入，但實際上單位用工成本卻極大下降。二是通過虛擬辦公室、移動辦公居家辦公來實現的，移動網絡時代使得異地辦公居家辦公成為可能，這極大模糊了工作與休息之間的界限，從而潛移默化地將原本的通勤和休息時間轉化為工作時間[9]。三是通過無所不在的網絡監督和績效競爭與考核來增加勞動強度，這不僅針對一線藍領工人，對白領階層也是一樣，通過不斷提高考核指標，制造競爭氛圍，增加懲罰機制，數字企業可以在整體上加快所有員工的工作頻率，讓員工圍繞信息傳輸的速度工作。最終的結果是極大提高了員工的工作量和產出，從而進一步增加資本方的數字剩余價值。當然，其結果是數字化下全社會普通勞動者變得更加辛苦和相對貧困。

　?。ǘ┬纬筛采w范圍更廣實力更強的網絡資本階層

　　在網絡時代，一種非常普遍的經濟現象是網絡企業的行業跨界變得更為容易，圍繞核心網絡企業，通過股權的收購和業務的網絡化，形成了幾十、幾百個企業的網絡群團，這被稱為“生態圈”或者“某某系”[10]。而在這種網絡企業群團背后，隱含的則是巨大的網絡資本力量或者說巨大的網絡資本階層。當然，業務跨界在傳統工業時代也比較多見，但是遠不如網絡時代資本能夠如此輕易地進入新領域和實現更為巨大的跨界群團整合。這種現象背后的根源有三個：一是數字剩余價值的存在，使得網絡資本的聚集和累積速度更快，數字剩余價值和圍繞數字剩余價值被急劇放大的杠桿資本，形成了遠超傳統工業時代的巨量資本累積，從而可以更從容地去并購其他產業。二是對終端渠道的控制使得網絡資本能夠通過網絡營銷渠道來影響傳統行業和后進入的網絡企業的發展，從而要么對其形成擠兌，壓低其市場價值（變得更容易被收購），要么在股權收購后幫助其成長，獲得更大的市場回報，實現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三是數字技術對傳統企業的改造更為容易，在當今傳統企業面臨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網絡企業由于具有先發技術優勢，通過與傳統企業的結合，能夠更快地提升傳統企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數字化經營模式轉型，從而實現效率與利潤的同步提升，換言之，讓傳統企業為數字企業打工，進一步壓低傳統產業的利潤。最終，這些因素反過來又進一步提高了數字資本的增值速度，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橫跨各個行業的網絡資本階層的形成。

　　（三）形成更為嚴峻的社會兩極分化

　　由于上述兩種情形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在數字經濟驅動下，數字經濟勞動者在更大程度上被相對剝奪，從而導致了絕對勞動強度增加而相對收入下降，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底層數字勞動者階層；另一方面，網絡資本階層通過數字剩余價值和跨行業的壟斷兼并獲取超額收益，同時剝奪普通勞動者和傳統產業，從而形成規模更大、增值更快、內部連接更穩固的數字資本階層，進一步形成數字時代嚴峻的階層分化和對立，并隨著全社會的數字化改造，極大加劇了全社會更為嚴峻的對立狀態。傳統經濟模式形成的普通勞動者和工商業資本和管理方的階層分化，被更為嚴峻的“普通勞動者+傳統工業資本方”與更少數的網絡資本巨頭的對立替代。由于網絡資本巨頭在包括創新、融資、市場、渠道、技術等方面的聯合壟斷，使得傳統工業時代通過創新和經濟波動來消弭兩個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更為困難。在網絡經濟早期，個別網絡創新者通過網絡經濟創業從而獲得極大發展并跨越階層壁壘的現象在網絡經濟的中后期變得愈來愈困難，早期的創業者一躍成為網絡巨頭后反過來對后來者形成了全面的壓制和各方面的剝奪。整個社會在數字剩余價值的作用下，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發布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世界上最富有2153人的財富超過了最貧窮46億人總和，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最富有的26人擁有地球上一半人口的財富[11]，其中相當多是近年涌現的互聯網巨頭。而從國家視角，以美國社會的基尼系數為例，美國社會基尼系數從0.3到0.4的跨越，恰恰發生在網絡經濟創新密集的20世紀90年代，此后越來越穩定地增長，從而引發了包括占領華爾街運動等越來越密集的社會沖突。

　?。ㄋ模┬纬筛鼮閲揽恋木W絡經濟環境——對傳統經濟形態形成全面替代和壓制

　　數字剩余價值對勞動者而言意味著更大的價值剝奪，而對于傳統產業而言，則意味著數字經濟體系對傳統經濟體系形成了全面的替代和壓制格局。這種替代和壓制是通過傳統產業變革的內外兩種因素共同形成的。一方面，在傳統產業內部，傳統的工商業資本家同樣看到了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所帶來的巨大生產潛力和價值創造能力，因此，也在積極地推動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12]，然而由于缺乏技術和新的管理理念，以及傳統工業結構在轉型過程中對企業管理體系的巨大重構和數字化成本的存在，使得傳統企業內部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在互聯網發展早期，網絡創新者憑借對技術的理解和網絡化的理念，率先從渠道入手，通過建立大的營銷平臺，通過與消費者的網絡直接連接，間接切斷了傳統工業體系與消費者之間的傳統營銷渠道。在建立平臺之后，再將傳統企業納入到網絡平臺之中，起初是提供平臺服務，繼而是建立平臺標準，最后是反向控制傳統企業。因此，從現實來看，從傳統經濟模式到網絡經濟模式的轉型更多是通過網絡反向包圍傳統企業而不是傳統企業率先通過自身的變革實現的，這就導致了傳統企業是被動接受網絡平臺的標準，而不是根據自身的條件來主動構造網絡服務。最后的結局就是，大型的網絡平臺全方位地對整個傳統經濟體系完成了分割包圍和全面替代，傳統企業接入網絡平臺為平臺提供利潤的可以生存，而不接入的則被淘汰。最后的結果就是傳統以工商業資本為核心的經濟體系轉為以更為強大的網絡資本為核心的體系，全社會形成了勞動強度更大，非網絡資本方分享利潤更微薄的更為嚴苛的網絡經濟環境。

　　（五）客觀上能夠提高社會總生產水平和協作程度

　　以上主要針對網絡資本和數字剩余價值所帶來的負面作用的討論，但是必須客觀地承認，從全社會總產出的角度，整個經濟的數字化，極大提高了全社會經濟的協作程度和生產效率，雖然可能導致嚴重的分配畸形，但是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通過數字化協作被極大地提高了[13]。這種改變類似于工業資本主義對農業社會的替代早期所發生的情形一樣，工業資本家相對于封建時代的地主所征收的地租雖然占有了更多的剩余勞動價值，然而，總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如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名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網絡資本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造，同樣也具有類似的效果：通過精準的考核和數字分析，提高一線工人和白領階層的勞動強度和效率，通過廣泛的跨時空網絡協作，實現對更大范圍資源的調度和配給，通過智能化改造和工業互聯網，建立更有效的數字化制造體系，通過對客戶的精準大數據分析，提供更個性化和更有效率的服務。這一切改變，最終都極大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

　　三、如何看待數字剩余價值

　　在以上客觀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應該如何看待數字剩余價值，從而為針對這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提出更好的宏觀治理政策構建認識基礎。

　　（一）人類經濟體系從工業生產方式向網絡生產方式的自然延伸結果

　　首先，數字剩余價值的出現代表了人類經濟體系從傳統的工業生產方式向網絡生產方式的自然演化與延伸的結果[14]。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從鄉村田園式的分散緩慢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逐漸進化到以產業集聚、大規模流水作業、深度垂直與水平分工相結合的高效集約式工業生產方式。這一生產方式與科技革命所產生的科技創新成果相結合，極大釋放了人類的生產力，并圍繞這一生產方式，形成了覆蓋全社會的服務于工業生產的同構性的工業社會結構，這包括巨大的城市群、遍布全球的交通網絡、商業網絡和金融網絡，以及支撐工業社會的現代管理制度，包括現代民族國家、城市管理制度、大學制度、人權平等制度等。最終形成了一個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共同構建的工業文明時代。當以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的爆發，構建了全社會的普遍信息存在和信息連接的數據社會后，傳統的基于有限信息連接下的集約式工業生產體系就會逐漸向去中心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新型網絡生產體系轉變。因此，數字剩余價值存在的前提正是這種整個生產方式從工業時代向網絡時代轉型自然延伸的歷史趨勢。

　　（二）工業資本向數字資本形態轉型的核心動機和必然結果

　　生產方式在從工業化向網絡化、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是由什么驅動的呢？這種驅動從客觀的技術條件而言，來自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造，而從主觀的角度看，其核心驅動力量則在于對傳統經濟體系的信息化和數字化改造能夠極大提高效率和效益，并最終獲取超額的收益，也就是數字剩余價值。因此，正是出于對數字剩余價值的追逐，才源源不斷地驅動數字技術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造，并使得社會資本向這一領域聚攏，并謀求更大的數字剩余價值回報。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和社會經濟組織形態產生了深刻變化，而資本形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自農業時代進入到工業時代以后，傳統的農業資本（主要來自地租積累）也相應轉變為工商業資本（主要來源于利潤，或者剩余價值）并進一步轉變為金融資本（主要來源于信貸利差或者資金使用費用）。而進入到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技術體系的數字時代后，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形態則進一步轉化為數字資本，而數字資本的核心增值來源就是數字剩余價值。因此，數字剩余價值正是工業資本向數字資本形態轉型的核心動機和必然結果。

　　（三）有助于知識和創新的擴散

　　無論任何時代，資本都具有天然的兩面性。一方面，其具有顯著的剝削性，通過資本可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勞動，例如地主收取佃戶的地租，企業主占有工人的勞動剩余價值，金融家獲得實體經濟的利差。而另一方面，資本同樣具有顯著的生產性，并且這種生產性在不斷地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和實現自身形態的升級。這種升級主要是從物質性的資源投入到更具有創新價值的知識和技術擴散實現的[15]。例如，當企業家去收購一家快要破產的企業時，不僅提供資源的支持，更利用自身的管理經驗來改造這一企業，使其起死回生。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資本在更大范圍擴張其資本網絡構建自身的企業群落的同時，也將核心的技術、知識和管理模式分享或者注入到越來越多的相關企業中，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企業群落內部的橫向或者縱向的業務、信息、技術的整合[16]。最終將更具有生產性的網絡組織模式擴散到傳統經濟體系的各個角落。更重要的一點是，由于數字剩余價值極大加快了數字資本的積累速度，同時也加快了數字資本的溢出（再投資）速度，從而進一步加快了數字技術和知識的擴散過程。因此，數字剩余價值成為數字知識和技術創新體系向全社會擴散的媒介。

　　（四）提供足夠的社會剩余福利產品

　　對于數字剩余價值的出現，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結果。從勞動者的角度，顯然意味著更多的勞動價值的剝奪，而從資本的角度，則意味著更大的資本回報。而如果站在更高的層面，也就是從全社會的角度，數字剩余價值意味著社會能夠產出更多的可供二次分配的社會成果，這既包括實體的產品也包括各種服務。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剩余價值雖然是以數字經濟體系聚集形成的，然而其并不是純虛擬的，數字化剩余價值背后所代表的是包括通過數字化體系改造和網絡平臺營銷的各種實體的產品和社會服務的剩余價值。在數字剩余價值的驅動下，全社會經濟體系通過數字化改造，極大提高了整個社會經濟的效率并通過提高個體效率和強度壓縮勞動者的必要勞動時間，最終形成了更多的社會福利結余。只是在數字經濟的發展初期，這種數字剩余價值首先為網絡經濟資本階層所壟斷，然而其的的確確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存在的現實價值增量，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那么，這種被創造出來的社會剩余產品如果分配得好，就能夠促進全社會的福利水平。

　　（五）加劇社會矛盾的累積

　　當然，被數字經濟體系所創造出來的超額的數字剩余價值，并不能天然地被公平分配，否則，就不能被稱為剩余價值。由于數字剩余價值優先被數字資本所攫取和累積，并進一步加劇了數字資本的累積，形成了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那么必然會形成嚴重的社會矛盾的累積。這種情況類似工業資本主義早期形成的嚴重的社會矛盾，其在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被風起云涌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福利主義運動所逐漸緩和。歸納起來，數字剩余價值的出現至少加劇了四個層面的矛盾：首先是普通數字經濟勞動者和數字資本家的矛盾，越來越多的原先的發明者、高層管理者和中產白領階層在數字經濟更為強大的攫取機制下變為普通勞動者，而上層數字資本家則以更快的速度累積財富，顯然形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和階層對立。其次是數字資本企業與傳統工商業企業之間的對立，數字資本體系利用強大的網絡渠道壟斷和資本實力，進一步剝奪和壓制了傳統企業的生存空間和經營獨立性。第三是數字資本與傳統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經過上百年的發展，金融資本成為傳統經濟體系的最核心的資本運營者并居于樞要的控制地位，而數字剩余價值所形成的數字資本通過網絡渠道繞開了傳統金融體系對經濟的控制方式，利用覆蓋廣泛和低成本的網絡渠道開展金融業務，與傳統金融體系搶奪陣地。最后是與國家行政體系之間的矛盾[17]，數字經濟一方面繞過了傳統經濟的繳稅渠道，回避了部分制度責任，同時又間接利用平臺控制了海量的（百萬、千萬級）企業和消費者，從而在傳統的市場監管體系之下又事實上形成了自己的監管體系，兩種體系之間勢必日益在各方面形成碰撞。

　　（六）對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正是因為數字剩余價值在當代整個社會經濟體系向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促進生產力水平提升和促進知識擴散等積極效果和嚴重加劇兩極分化并產生多方面矛盾的強烈負面作用，這使得對于數字剩余價值的治理的意義凸顯出來[18]，有效地治理數字剩余價值，不但變得重要且愈發急迫。治理的意義從來不是簡單的管制或者禁止，而是采用復合的手段使其納入規范、可控、有序的運行軌道之中。就數字剩余價值的治理而言，雖然是新出現的經濟現象，然而它依然具有傳統資本的特質，也就是既具有生產性也具有剝削性和破壞性。傳統社會有效地利用稅收、反壟斷、福利制度、勞動權益保護等各種手段來抑制資本的破壞性，傳統社會對于資本的治理原則，依然可以被有效地借鑒在數字治理的原則之中。因此，其治理原則所遵循的核心還是要從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入手：一方面要積極保持其所具有的積極的生產性；另一方面要遏制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針對數字生產體系所具有新的網絡化、智能化運行機制等特點，以及數字剩余價值所具有的更為強烈的對傳統經濟和監管體系的沖擊，亟須建立相應的治理原則和體系。

　　四、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分配好數字剩余價值

　　對數字剩余價值的更好治理，需要結合數字生產體系的特質來進行。

　　（一）鼓勵經濟數字化

　　人類社會經濟體系乃至全社會體系的數字化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19]，這是人類經濟和社會從緩慢的、分離的傳統社會結構向高效的連通的網絡社會結構演化的必然歷史進程。經濟的數字化過程并不是經濟的虛擬化，而是通過數字機制對傳統經濟體系的徹底重構，從而形成以數字流動和信息連通為核心交換機制的全新的經濟體系。這一經濟體系能夠避免傳統經濟體系由于生產和消費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經濟波動、供需不匹配、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等問題，并與其他技術進步相結合，創造出全新的整體式、網絡化、智能化的高效經濟模式，從而為全社會創造出巨大的物質產品。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受制于物質短缺的基本現狀有望在數字經濟階段得以根本性的解決，從而使得物質匱乏不再成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壓力。當然這一進程不僅是通過經濟數字化完成的，而是在經濟數字化背后所代表的一系列技術突破的整合，同步提高了生產力和優化了生產關系，并且這一過程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人類終于在當今時代逐漸看到了徹底通過數字經濟體系解決物質匱乏的曙光。因此，要進一步大力鼓勵經濟的數字化。

　　（二）保障勞動者權益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不僅取決于這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還取決于普通勞動者個體的權益和實際生存狀態。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數字社會，如果普通勞動者喪失了合理的報酬權、基本的休息時間和自由權利，那么也不過是一個在新技術包裝下的數字奴隸社會。自19世紀中葉由馬克思主義者發起的世界范圍內對普通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是人類近幾千年來最偉大的社會進步，這種社會進步不能因為社會形態從工業社會轉為數字社會就被抹殺，反而應該由于全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而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障。對于數字經濟形態下的勞動者權益保護，一是要加強在收入權方面的保護，這主要體現在保護數字經濟下的底層勞動者權利（因為中高層勞動者，其絕對收入下降的不明顯，或者還有增加），要提高底層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率。二則是對休息權和自由權的保護，這覆蓋了既包括底層體力勞動者也包括中高層腦力和白領階層的保護，通過在線工作和遠程工作全天候擠占休息時間不能成為數字社會的勞動常態，要保障勞動者基本的休息時間，以及在休息時間的下線權（避免隱形加班），通過經濟手段（例如高額加班費用）和行政法律手段來處罰明顯侵害勞動者權益的企業，避免數字奴役在數字經濟轉化初期就蔓延開來，最終導致全體社會幸福程度不增反降。

　?。ㄈ┮种破脚_壟斷

　　壟斷是市場經濟的大敵，這不僅是在傳統經濟時代如此，在數字經濟時代更是如此。壟斷會破壞市場本所具有的一切公平、自由、競爭、效率、信息透明、有效價格、供需均衡等一切優點。在傳統經濟時代，反壟斷一直是保護市場有效性的重要監管手段。在數字經濟時代，由于數字經濟所具有的高度先發優勢、強渠道控制能力、高產業滲透性以及數字剩余價值的高度掠奪性和快速累積性，使得網絡巨頭的平臺壟斷成為網絡經濟時代普遍的現象[20]。網絡平臺壟斷不僅會干擾市場經濟體系本身的有效性，且由于其巨大的控制能力，使得在政府監管與平臺下企業用戶之間形成了一個新的監管層級，成為事實上的群體商業規則的制定者，而這在傳統經濟時代本應是政府和法律的公權行為。加之數字資本所擁有的跨行業的巨大滲透控制能力和利用金融杠桿形成的強大金融能力，使得巨型網絡巨頭成為跨越包括各種制造業、服務業以及金融領域的龐大聯合體，可以直接和間接控制數千萬人的就業和數億的用戶，而在技術中性的掩蓋下則更加劇了資本掠奪和社會控制的本質。要真正讓網絡經濟形成更有效的市場體系，促進社會生產力水平和普通勞動者的福利，就必須通過嚴格的反壟斷監管手段來遏制數字巨頭強者愈強的馬太效用和幾乎無所不能的跨界擴張，從而通過公平的競爭用潛在的后發網絡進入者來削弱先發數字資本巨頭的優勢和遏制其對經濟、社會的控制能力。此外，反壟斷不僅要盯住基于股權控制的顯性壟斷，還要盯住基于價格聯盟、工資聯盟以及通過各種不正當控制協議實現的隱性壟斷。這些既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政府積極有效的反壟斷行為。

　　（四）完善網絡經濟環節稅收

　　在數字剩余價值中，顯然有一部分來自于傳統經濟體系對于社會責任和國家責任的逃避，也就是通常表現為國家稅收的回避。數字經濟體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能夠迅速發展，一是來自其本身的確具有信息傳遞高效、市場組織成本較低等特點，二則來自對于傳統稅收部分的回避。網絡平臺組織以技術服務和信息提供的形態和名義促進交易的完成，隱藏了其事實上是經濟交易活動的本質，從而回避了作為商業主體應該承擔的大部分社會責任，這成為一種明顯的經濟上的租值消散。這種稅收回避又進一步降低了網絡渠道的市場成本和增加了數字剩余價值累積。伴隨著數字經濟迅速擴展，傳統商貿體系在向網絡化轉型的過程中，勢必會進一步加劇傳統經濟租值消散的蔓延。對于完善網絡經濟稅收政策而言，要有兩種基本的策略：一是盯住平臺責任，平臺既然能組織成千上萬的企業進行交易，同樣也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將稅收上來；二是抓大放小，對于個體銷售者和中小微企業，要以寬容的態度減免或免征。作為網絡稅收的保障措施，則需要立法保障和合理分配國家和地方稅收。顯然，網絡營銷所具有的跨區域經營特性使得其更應該被納入國家稅而不是地方稅，這樣操作起來更簡便明晰，也避免各地為了爭取網店注冊而擅自盲目降低稅率，但這就需要合理劃分央地稅收關系和確立返還標準來保障。

　　（五）降低兩極分化風險

　　數字剩余價值引發的全社會兩極分化加劇的前景，顯然已經超過了市場本身所能夠自發調節的能力范圍，因此必須用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權力手段來進行調節。這就包括三個層面的努力：一是保障普通勞動者的收入，要用立法手段來逐漸強制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尤其是對于網絡企業，除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外，還可以適度根據其收益情況規定基層員工的工資率或者工資比例，在國企的經驗顯然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型網絡企業越來越具有的公共屬性，意味著其不能完全按照私有企業進行放任。二是要通過反壟斷來促進競爭，網絡經濟只要能夠保障其競爭性，就能夠通過競爭來提高效率、通過勞動自由流動來提高勞動者收入和抑制數字剩余價值的無限制擴張增值，從而利用市場機制實現一部分的抑制兩極分化。傳統的反壟斷懲罰在巨大體量的互聯網平臺公司面前已經面臨嚴重的懲罰不足的窘境，這就要求對網絡平臺巨頭要有針對性地提高懲罰力度，使其承擔的懲罰成本要大于其擴張壟斷的收益，這樣才能通過反壟斷來遏制兩極分化的惡化。三是要進一步增加高收入群體的累進收入稅率、奢侈消費稅和財產稅，通過稅收調節來進行收入彌補，其中基于高收入人群的調節性稅收應該定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從而體現出收入調節的稅收意義。

　　（六）補充完善社會福利

　　數字時代所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和由此而產生的巨大的剩余積累——數字剩余價值，最終應被應用于全社會的福利體系之中，而不應被少數階層所壟斷，這就是人類從互相奴役的低級社會向人人平等幸福的更高階段社會演進的歷史趨勢。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型的過程中，通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飛速發展和社會權利運動的不斷斗爭，最終的結果是較為發達的國家均建立起了覆蓋廣泛的國家社會福利體系制度。這種趨勢在數字經濟階段顯然應該繼續通過公共手段予以延續。在確保通過反壟斷、二次稅收調節、最低工資制度等手段有效遏制其增值后，剩余的數字剩余價值顯然應該通過國家構建的福利制度來進行最終的公平分類。這種分配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避免對勞動動機的壓制，也就是出現某些福利國家的不勞動比勞動收入更高的反?，F象；二是要避免對社會儲蓄和再投資的傷害。因此，社會福利的改善應該有著優先順序，首先是對老人、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福利投入；其次是對醫療救助體系的補充；最后才是通過現金返還等方式來直接向公民返還。當然，完善社會福利體系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其不僅僅是對數字剩余價值的重新分配，實質上也是一種社會結構從繁重的生產性社會向美好的生活性社會轉型的結果。

　　五、結論

　　經濟體系從工業體系向數字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數字資本借助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術所形成的更為高效、整合的經濟系統，會顯著地提升全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但同時也通過提高勞動者強度和時間、消解發明者權益、壓低管理層成本、降低市場成本、逃避制度性責任等方式來形成規模更大和更快速增值的數字剩余價值。數字剩余價值具有典型的兩面性，即生產性、創新性和剝削性、壟斷性：一方面，數字剩余價值顯著地提高了全社會的資本剩余水平，通過數字技術提升了經濟系統的效率和強度，同時也在通過資本的跨界滲透過程中傳遞了知識和擴散了創新。另一方面，數字剩余價值同樣會更具有強烈的動力去增加勞動者強度和利用各種網絡信息技術來監控勞動者和增加勞動時間，并通過跨界收購、互相持股、排他協議、工資聯盟等方式實現各種壟斷行為，從而對全社會形成經濟與社會的破壞，引發包括加劇兩極分化、累積社會矛盾、擠壓傳統產業、抑制后發創新、破壞市場秩序、侵害公共權力等各種后果，因此，必須進行有效的治理。治理的原則既要鼓勵經濟的進一步數字化從而提高生產力水平，同時要用法律法規降低兩極分化，保障勞動者權利，打擊平臺壟斷，完善網絡稅收，提高社會福利水平，讓數字剩余價值這一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造福而不是傷害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

　　作者簡介：

　　何哲（1982—），男，陜西西安人，博士，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國家治理、網絡社會治理、行政體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