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共同富裕三途

　　202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主題是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會議特別提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會議指出，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p>

　　“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要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p>

　　結合當前面臨的挑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認為，通過三個途徑能夠加快共同富裕的推進。　　

蔡昉：共同富裕三途，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結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當前面臨的挑戰相關，可以通過以下三方面路徑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點。

　　第一，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包括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這一目標，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

　　按照我國潛在增長能力預測，要想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在未來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和生產要素資本、人力資本、生產力提高幅度等潛能推算，“十四五”結束時，我國人均GDP可達13000~14000美元，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達22000美元，將非常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還差一點。

　　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將到2025年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當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第二，要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

　　歷史上，GDP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同步性非常強，這意味著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

　　未來，還應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份額。同時，也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各種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疊加發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幾年后就趨于平緩?；嵯禂荡硪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嵯禂低ǔ０?.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目前，我國基尼系數保持在0.46左右，陷入徘徊狀態。這說明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還不夠合理。事實上，初次分配是有極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從OECD國家的經驗來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過0.5。之所以最終的分配結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達到0.3，是因為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須借助再分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也顯示，雖然經濟增長、技術變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沒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機制，所以必須借助再分配手段。

　　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促進社會性流動。歷史上的流動，主要是橫向流動，比如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但是，在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流動，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崗位提升等。這得益于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有高校擴招，讓更多的人進入教育序列當中；第二，經濟增長非?？?，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顯著放慢。在這個時候，更應關注向上的縱向流動。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和博弈，相當于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會發生，也會產生社會沖突。中央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就是加速社會流動。

　　如果按收入將居民分為五組，從宏觀看，每組的收入都在提高，這是今后必須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這點，就不能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微觀看，每個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這是過去的一個重要特點，但今后可能會出現零和博弈的現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將明顯慢于其他家庭。從中觀看，很多家庭可以從低收入群體或次低收入群體不斷跨越收入組，進入更高的等級中，這個群體是社會流動的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因此我們提出，應該進入到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主要涉及這三個群體。

　　“倍增”之一，脫貧后低收入農村人口。

　　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接近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但仍是低收入群體。OECD國家的相對貧困標準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2019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數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設30%的農村家庭符合這個標準，總人數至少為1.53億人，數量非?？捎^。如果能夠把這部分人群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將創造又一個共同富裕奇跡。

　　“倍增”之二，進城農民工市民化。

　　2020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體下限水平。雖然農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他們仍面對“無形的墻”，即得不到充分的社會保障，無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只有把他們變成城市居民，他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是非常不穩定的。比如2020年，因為疫情的原因，外出農民工和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均減少了3%。

　　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約有2.91億人，如果能夠把這些人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意義非常巨大，足以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

　　“倍增”之三，讓老年人過上中等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老年人口比原來想象得大，老齡化程度比原來想象得高。目前65歲及以上人口高達1.9億人，60歲以上人口高達2.7億人，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達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們老有所養的基本要求。同時，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證消費需求能夠繼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力》一書中講到，經濟增長會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依靠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波特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經濟增長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財富驅動階段，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跨過了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階段，當下需要做的，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是供給側，是潛在增長能力。但現在，隨著中國人口趨近于零增長，需求側的制約越發明顯。這意味著，我國正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中國需要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這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相結合，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學會運用積累起的財富實現增長。

　　在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如果人均GDP在1萬~2.5萬美元之間，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能夠從26%提高到36%，那么這10個百分點的提高，就意味著能夠基本建成福利國家。

　　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正處在第三和第四發展階段，必須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次，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福利國家是國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走的路。當然，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蓋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實現潛在增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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