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突發期，社會問題增多，深層次矛盾日益復雜糾結，具有重大影響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些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進程的新特點、新變化、新要求和新任務，另一方面也給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的管理和執政能力帶來了挑戰。
為應對這一新的局面，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和諧社會的任務和目標?！稕Q定》認為：全黨要“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以“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
和諧社會是一個更加充滿創造活力、各方面利益關系能夠有效得到協調、社會管理體制不斷創新和健全，以及更加穩定有序的社會。［1］和諧社會與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建設的社會、與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占據主流位置的、主要強調經濟發展的社會不同，和諧社會主要致力于建設和實現各個不同社會階層、群體之間關系的協調、利益的共存，以及社會的穩定。其中更多涉及的是不同群體間關系的調整和社會的管理。顯然，這是一個更加以“人”為中心、以人際關系的協調和人的生活幸福滿足為本位的、主要訴諸于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關系的理念與政策。相形之下，以往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則更多是以“物”為中心、以各類物化指標為主要追求目標的發展。兩種理念和思路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會影響到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行為方式。為此，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曾慶紅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結束以后，發表專文明確要求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要掌握各方面的“本領”，形成自己的“執政能力”，這些能力包括：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利益的能力；健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工作機制和社會利益協調機制的能力；建立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解決利益矛盾的能力；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格局，形成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合力的能力；管理和監督各類社會組織的能力；匯集和分析社會輿情，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能力；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加強和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的能力。簡言之，旨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執政能力就是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反映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能力，建立健全實現和保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體制機制的能力，實現全社會不同群體、不同階層共有、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能力，以及實現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均衡和和諧相處的能力。
不難看到，和諧社會是一個事關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工作全局、涉及到改革開放深層次問題的全局性、戰略性的目標和任務。和諧社會目標和任務的提出，會使各級黨政部門的工作重點逐漸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移到更多關注社會管理和發展、更多關注人民群眾利益的實現和均衡，以及社會關系調整的方向上來。其影響和意義是巨大的。從和諧社會建設的角度看，和諧社會的理念、價值觀不僅會成為各級黨政部門工作的重心和指針，而且也會逐漸成為全社會一切建設和發展工作的理念和價值選擇。圍繞和諧社會治國理政會逐漸成為各級黨政部門日常工作的選擇。
在這樣的形勢和要求面前，電子政務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政府和諧社會建設的推進，會要求電子政務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撐和保障，因此電子政務建設的好壞、成敗，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諧社會建設的成敗。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子政務是否能夠對和諧社會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決定了和諧社會條件下電子政務建設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和諧社會建設也為電子政務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由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此為和諧社會建設服務的電子政務，也將會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和支持，相對更容易獲得發展的機遇。
目前，和諧社會理念對電子政務建設和應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值得引起電子政務領域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電子政務服從于、服務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應當成為電子政務建設和應用的根本性指導方針；各級各類電子政務建設從業人員，則應當樹立和諧社會的理念與思維，更多地從和諧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角度，謀劃電子政務建設和應用的發展，并在建設實踐中推動電子政務建設向為和諧社會服務的方向轉型。
